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

　　三年前因集資詐騙罪被判死刑的吳英，又迎來了翻案的一絲曙光。多家媒體證實，本色集團部分房屋産權糾紛的民事案件，將由浙江高院發回金華中院重審。至於因何原因發回重審，法院人士並未透露。

　　但據此得出“吳英案重審”的判斷顯屬誤讀。重審的還只是“本色集團部分房屋産權糾紛”，至於吳英被控集資詐騙一案，還仍然懸擱。

　　真正給了吳英一絲曙光的，是溫州地下高利貸危機的爆發終於引起了最高層的重視。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發源地的溫州，今年“高利貸”崩盤消息不時傳出，9月底溫州老闆因資金鏈斷裂而“跑路”的風潮達到高峰。

　　最新的消息説，這股“跑路”風潮已經平息。但今日的化解，不能抹去昨日的問題。那些深陷在高利貸危機中的溫州老闆們，其中不少人的“集資”手段與吳英並無二樣。若吳英在此時被執行死刑，當會促發本已漸趨平息的“跑路潮”再度泛起。

　　發生在溫州的民間高利貸危機，事實上將許許多多的“吳英”擺在了臺面上。公安司法機關在今日所面臨的情勢，較之吳英被捕的五年前，無疑要複雜得多。抓，還是不抓，這是一個問題。若吳英被判死刑是依法而為，凡有與吳英同樣行為的“集資者”都應依法查辦。否則，就有“選擇性司法”之嫌。

　　更複雜的背景在於，以集資、高利貸等為主要形式的民間金融，並非只是溫州“特産”。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報告顯示，中國民間資本的規模遠遠超出業界預計，溫州民間資本5000多億元，山西有一萬億元，鄂爾多斯是2000多億元，其中有多少遊走在法律的邊緣，恐怕誰也説不清。

　　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是一個法制統一的國家，這許多的“吳英案”不能只在浙江就得判死刑，而在內蒙等地，卻連立案都夠不上。

　　我認為，為了推動民間金融的開放和規範，中國已經付出不少代價，沒有必要再搭上吳英這個小女子的命。她的罪與非罪，還需要更合乎現實與法治的考量。這個案子，等得起。

　　但對於那些由高利貸危機所牽扯出的金融腐敗和官員腐敗，則必須及時查處。有媒體調查稱，在已經曝光的高利貸引發老闆跑路案中，相當部分債主是溫州當地有一定級別的公務員。經濟學家郎鹹平甚至在其最新的文章《誰在侵蝕溫州民間金融？》一文中，直指“‘官銀’介入高利貸，其進出路徑漸顯清晰”。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防範和遏制金融腐敗的任務，事實上比防範和遏制金融危機的任務還要緊迫、還要重要，同時很可能還要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