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湯嘉琛

       農耕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中華文化的靈魂和精髓與農耕文化和生活形態密不可分。然而，進入社會轉型期之後，我們這個曾因農業文明而興盛的國家，面臨的一個嚴重危機，是農村正在消失。《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09年，全國村民委員會數目逐年減少，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消失。（10月27日《光明日報》）

       中國農村會消失嗎？當愛新覺羅蔚然在《糧民》中拋出這個抽象命題時，很多讀者可能會覺得這位社會學者有些杞人憂天。但只要你有空去真實的農村走一走，再看看相關的統計數據，就不難發現，不僅文化意義上的鄉村早已開始消逝，地理意義上的農村也正在消失。

       農村逐漸消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劇的直接産物。世界經濟發展的軌跡表明，隨著農業技術革新和農民生産率提高，農村對勞動力的需求將大大降低，這必然會導致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出現。這些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之後，經歷了一個從農民向産業工人轉變的過程，客觀上導致農村人口逐漸減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新生代農民工早已不再留戀父輩們固守的鄉土，在城裏買房置業的願望遠比回到農村強烈。

       從深層次加以分析，這種社會結構的變遷和社會心理的變化，根源於中國社會畸形的城鄉二元體制。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我們的發展思路一直都是城市主導型的，資本和資源嚴重向城市傾斜。這種顯失公平的社會資源分配格局，拓寬了城鄉差距，加劇了馬太效應：一邊是各級城市趕歐超美持續大發展大繁榮，另一邊卻是“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只要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不改，城市對很多農民來説，就會一直是一塊蘊含著無限機遇和財富的磁鐵，其結果必然是農村的衰落。

       如果農村消失只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推進的自然産物，這種結構變革將是一個非常緩慢與溫和的歷史進程。但是，目前的危機正在於，中國農村消失的速度已明顯超出社會所能承受的合理區間。適逢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加速消失的農村，給社會管理埋下了重重隱患。

       究其因，行政力量主導的拆村並居、土地整治、新農村建設、小城鎮化等活動，是導致中國農村加速消失的催化劑。據媒體報道，一場讓農民“上樓”的行動，正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市進行，大量的村莊在撤並行動和鄉鎮機構改革過程中消失。以浙江省為例，從2003年開始大規模並存行動以來，浙江的農村數量已經從原來的4萬多個縮減到目前的3.8萬個，其中麗水有400多個自然村消失，溫州撤並了500來個自然村。

       之所以説這種因行政力量所致的農村結構變化，是轉型期社會的嚴重危機，主要是因為農村消失的速度與城鎮所能承受的規模嚴重失調，不僅給城市發展帶來了新問題，也給農村發展製造了新危機。很多農民在“被上樓”之後進退失據，既失去賴以安生立命的耕地，又缺乏城鎮居民所能依靠的福利機制，這些“新市民”的處境十分尷尬，而城市管理者短期之內又難以拿出週全之策。不將這些人安置好，他們很可能會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危險因素。

       從長遠看，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是大勢所趨，但社會結構的變化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不能操之過急，更不能將農村視為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阻障。相反，鋻於社會轉型期的複雜形勢，中國農村的城鎮化速度必須儘快降到一個全社會都能承受的合理區間，當前的鄉村治理結構也必須從頂層設計的高度加以調整。只有這樣，才能為社會轉型贏得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讓社會結構變得更富活力和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