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湯嘉琛

　　90後女孩郭美美自稱“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並在微博中炫富，扯出幕後一大串公司和人物，造就了今年以來最受關注的一起公共事件；風波未消，24歲的“中非希望工程執行主席兼秘書長”盧星宇隨後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這些始於微博圍觀的輿論風暴，以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速度和勢頭，將步履蹣跚的中國慈善事業推向一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據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檢測數據顯示，“郭美美”、“盧美美”事件之後，公眾通過慈善組織進行捐贈的比率大幅降低——今年3至5月，慈善組織接收捐贈總額為62.6億元，而6至8月總額降為8.4億元，降幅高達86.6%；就在不久前，有報道稱多個地方的紅十字會在郭美美事件後幾乎再沒收到任何捐款。

　　正如媒體人劉春在微博中所言，深究所謂“慈善黑幕”的人並非不放過這兩個小姑娘，而是針對她們背後那些利用慈善機構謀取不當暴利的商業組織，以及針對不透明不規範的慈善機構和慈善行為。事實上，這場來勢洶洶的信任危機，並不單單只是中國紅十字會和中非希望工程的機構危機，而是傳統的中國式慈善的體制危機。

　　根據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教授Lynne G. Zucker的理論，建立信任關係的主要機制有三個：一是基於個人之間的互動和交往而建立的信任，二是基於血緣或地緣等共同性而建立的信任，三是基於嚴格的法律制度、組織治理結構和信息強制披露等現代制度而建立的信任。如果説此前有人信任中國紅十字會和希望工程，毋庸贅言，其信任的産生機制明顯屬於第三類。

　　以公益性慈善組織的形式推動慈善事業發展，這在國際社會造就被證明是一條行之有效的社會救治之道。遺憾的是，中國慈善事業中的組織審批制導致國家壟斷的出現——官方慈善組織迷影重重，民間慈善組織生存空間狹窄，陳光標這種個人慈善明星則屢屢陷入道德困境，整個社會的慈善動力被壟斷阻遏，這正是中國式慈善陷入信任危機的第一個重要原因。

　　以中國紅十字會為例，它曾是新中國獲得的第一個國際組織席位，雖然紅十字會以社會組織的身份活躍在公眾面前，但其內在決策和運作機制卻迥異於國際上慣言的NGO，而是更多地帶有政府機構的色彩——財務上列入中央財政一級預算單位，人事上屬於事業編制單位，總會員工主體享受公務員待遇，或許“副部級事業單位”這個描述更適合紅十字會。與此同時，儘管近年間中國涌現了數十上百家慈善團體與基金會，但高度壟斷的慈善機制並未賦予他們獨立註冊的資質，而是必須挂靠在具有官方背景的業務主管單位。

　　行業或許可以被壟斷，但信任與信譽卻不可能被壟斷，目前這種高度壟斷的慈善機制，事實上消解了紅十字會作為公益組織的專業性，讓人心存疑慮。“郭美美事件”給紅十字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正是長期蓄積的不信任情緒的集中爆發；中國慈善家們紛紛設立自己的基金會，偏愛“自助式慈善”，也是對現有的壟斷慈善機制不信任的表現。

　　中國式慈善深陷信任危機，第二個重要原因是信息不透明。同樣以紅十字會為例，公開數據顯示，2003年至2010年，中國社會捐贈總額從不足30億元飆升至700億元，2008年更因為汶川地震而創下了1070億元的最高紀錄。但是，你也許是一個給紅十字會捐過錢的熱心人，卻肯定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捐款用在了什麼地方。

　　正因為缺乏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當上海紅十字會曝出“萬元餐費事件”之時，當所謂的“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大秀名牌包和豪車之時，公眾才會順其自然地産生不好的聯想。事實上，中國紅十字會官方網站到目前披露的最新數據仍停留在2007年，且沒有專門的財務報告；“郭美美事件”之後，紅十字會7月31日推出的卻是漏洞百齣的捐贈信息查詢系統，引來了更大的爭議，它甚至坐實了“天量捐款離奇蒸發”的猜測。

　　現在可能是中國慈善事業最為艱難的時刻，也是觸底反彈的時機。有關部門需要從當下的信任危機中解讀出信用破産的緊迫感，進而拿出足夠的誠意重塑慈善事業的形象，重新贏得公眾信任。改革是一個涉及利益面甚廣的系統工程，唯有儘快打破國家壟斷的舊體制，讓慈善回歸公益，激活民間慈善的力量，才能建立現代化的慈善組織治理制度。同時，改革還需要財政、審計等部門積極配合，創造公開透明的慈善環境，讓慈善事業成為當之無愧的“陽光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