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達林：誰讓智障者捐腎都不能被法律認可

　　除了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可以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産外，不得做任何損害被監護人的行為，更不可能處置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一句話，只要古新瑩不是正常人，天底下誰同意他捐腎都不可能被法律所認可。

　　因為身患尿毒症，醫院建議古新城做換腎手術。古家經“民主商議”，決定讓最年輕、配型成功的四弟古新瑩捐一個腎給古新城。但古新瑩疑似弱智，需要先做鑒定。由於涉及醫學倫理，院方對此表態謹慎，形勢並不樂觀。

　　這起事件被媒體報道後，引起了輿論的廣泛爭議，同情者有之，質疑者有之。各種非議之聲的背後，乃是對捐腎者弱智的推斷。如果鑒定結論古新瑩為正常人，事件自然會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但人們擔心的正是：假如他真是智障人呢？

　　這樣擬定性假設，的確觸到了現實與人性、法律與倫理之間的隱痛。倘若是放在以前，無論是從挽救生命的立場出發，還是考慮一個家族的整體利益，家庭“民主商議”下的決定都具有無可非議的正當性。可是如今時代變了，人們的倫理道德觀也發生了變化，法律意識的覺醒更是對此類行為發出了顛覆性挑戰。

　　果真是“老革命碰到新問題”。首先就倫理而言，雖然傳統的家庭倫理觀考慮更多的是整個家庭利益，必要時就要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但從人性原則出發，犧牲智障者權益去拯救他人的生命，已經經不起人道主義的質問。在我們所反復宣揚的人性精神中，正常人犧牲自己去拯救那些智障者，年輕有為的人犧牲自己去拯救老弱病殘者，才是人性的光輝所在。這樣的價值主流，早從29年前年僅24歲的大學生張華犧牲自己從糞坑中救出69歲老人，就開始形成了。如今，要反其道而行之，再現實的考慮也勢必難逃不人性、不人道的大眾責問。

　　令人糾結的還不止倫理，更有法律這根“紅線”。

　　作為醫院，考慮更多的不僅是公共輿論的質疑，而是法律的直接約束。2007年國務院制定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明確規定：“捐獻人體器官的公民應當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這裡所謂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不僅需要達到法定的責任年齡，還需要智力正常無缺陷。如果古新瑩經鑒定智力不如常人，即便具有限制民事行為能力，醫院也不能為他做腎臟移植。很顯然，作為目前我國規範器官移植的唯一全國性法規，這樣的條款是無法用任何理由來抗拒的。

　　或許有人認為，法律對無民事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能力人設置了監護人制度，如果古新瑩和他的監護人都同意還不能捐腎嗎？答案也是否定的。要知道，監護人制度設置的初衷，就是為了保護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因而法律明確規定，除了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可以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産外，不得做任何損害被監護人的行為，更不可能處置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一句話，只要古新瑩不是正常人，天底下誰同意他捐腎都不可能被法律所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