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志堅：“高調退賄”何時不再是“另類”？

　　“在2010年9月的一次公務中，我獨自收到3個企業給我的好處費。現在，我通過郵政匯款如數退還給他們，並希望今後企業不要這樣……”這段文字的發佈時間是2010年10月17日，出現在鹽城經貿信息網的《一個公務員的廉潔從政宣言》中。它的作者是鹽城市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行業處副處長張翕飛。今年3月17日，他再次將另外3筆“退禮”清單曬了出來。他退回的6筆好處費，共計9000元。

　　張翕飛“高調退賄”的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熱議，褒貶者有之，反對者稱其為官場“另類”、“沽名釣譽”，是在標榜和炒作自己。在記者的採訪中，單位領導和同事對此事也諱莫如深，“感覺有點怪”。顯然，“高調退賄”觸及了一個“敏感”話題——“退賄”是否用得著“高調”？

　　在我看來，“高調退賄”具有積極意義，它至少傳遞出了三種值得肯定的信息，一是表明自己清廉從政的態度，透析出主動接受監督的勇氣；二是具有示範和標桿作用，就如同喊出“向我看齊”口號一樣，警醒更多官員潔身自好；三是向行賄者的一聲“喝斥”，使行賄者滋生畏懼心理而不敢有所為。

　　多年來，在拒賄問題上，大多數官員採取的都是靜悄悄地進行，難有第三者知曉。這種拒賄靠的完全是官員的道德約束，而非來自社會的監督。無疑，依賴於道德自製的拒賄，在權利誘惑無處不有、無處不在的情況下很難保證善始善終。而且，不能或不敢公開拒賄，在某種程度上會誘導行賄者的違法行為，使其“賄”而不倦。

　　在現有制度設計上，相當多地方的紀檢監察部門倡導的也是靜悄悄的方式拒賄，譬如設置“廉政帳戶”，就是官員收受不義之財後悄悄地存入指定帳戶。這種制度一推出便備受非議，其最大缺陷就是官員受賄收了多少錢，交了多少，是否存在收多交少現象，監督部門不知情，公眾更不知情。在已查處的腐敗案例中，就有不少貪官一邊瘋狂受賄，一邊悄悄地上交少部分的紅包禮金偽裝清廉。

　　“退賄不稀奇，高調才珍貴”。古時有“懸鵝示眾”、“立檄拒禮”、“棒打送禮”的拒賄佳話，今日“高調退賄”有異曲同工之妙。什麼時候，“高調退賄”不再成為人們眼中的“另類”，風清氣正的官場秩序也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