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搖號透明度影響限車民意基礎

　　程序真正透明化是壓縮尋租空間的唯一途徑。對於利用人脈優勢搶奪號牌資源和黑市交易等，也須儘早制訂預案。

　　北京市對小客車的數量調控引人注目。道路擁堵久為社會關注，無償搖號登記措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之一。

　　搖號意味著購買小客車機會，由市場決定轉為了行政決定；由消費者自主轉為了搖號程序主導。而且，購車門檻也提高了。搖號程序不僅面臨行政是否順暢的考驗，也面臨民意考驗。

　　針對小客車的數量調控，是對於所有團體和個人消費者的有限限權。如同單雙號出行制度，這種限權取得廣泛支持的前提，是人們對於改善道路狀況的公民義務具有高度認知，這種認知來自於限權的平等性。如果搖號程序在透明度和細節把握上不夠完善，那麼將出現三種不應該出現的情況：其一，很難阻遏一些人利用搖號尋租牟利；其二，一些關係硬、路子野的潛在購車者搶奪指標；其三，號牌資源佔有者如果不是消費者，號牌資源就會用來倒賣，形成地下市場。

　　這些憂慮，理應由搖號程序的完善加以消除。有關部門必須對於程序的各個環節加以檢查並使之完善。程序真正透明化是壓縮尋租空間的唯一途徑。對於利用人脈優勢搶奪號牌資源和黑市交易等，也須儘早制訂預案。

　　調控小客車數量，不能僅僅依賴於行政手段，還必須引入法治手段。法治的作用，一是對行政加以監管，二是對可能出現的違法行為進行防範和適用性的應對。

　　防患于未然，既是調控小客車數量的需要，也是讓治堵方案獲得民意支持的需要。只有當政府、法治和民意形成合力，擁堵這一結構性的城市治理難題，方可能獲得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