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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3月5日,“學雷鋒日”。今天,我們因何、如何學雷鋒?
半個世紀以前,似乎沒有任何證據能坐實雷鋒踐行了一名“志願者”的理念,因為彼時的中國,作為公共生活理念與制度安排的志願規則,還沒有西風東漸的痕跡。然而今天,當我們將雷鋒精神中的“立場、精神、風格、鬥志”時代化之後,洋溢其間的最貼切坐標,就是志願精神。志願精神在國際上的定義有三:一是志願,二是不為報酬,三是利他。也因此,早在1994年12月5日,中國青年志願者協會成立,將中國青年志願者日定在每年的3月5日。
西方有學者指出,“如果説人類發展前500年是技術革命帶動全球的經濟發展,那麼今天,人類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後500年社會學、社會服務將成為地球上生存的重點,人類也將開始重新調整自己。”調整是一種重塑,而重塑是新的力量整合。2008年以來,歷經一系列重大災難與國際活動的洗禮,志願精神已經從頂層設計到坊間田頭內化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兌現為轉型期的公民責任感與多元社會的公共道德感——也正因如此,他們比“感動中國人物”少了一份悲情,多了一種更人性、更親切的社會責任。
志願精神就是新時期的雷鋒精神。一方面,精神的學習本身就是與時俱進的傳承,糾結在過時的“階級立場”等歷史符號上,不僅無益於雷鋒精神的發揚,反而易落入形式的窠臼;另一方面,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在今年兩會受訪時所言,“網友惡搞雷鋒形象的事情值得警惕,但沒必要對罵,希望他們慢慢了解雷鋒和那個時代——雷鋒是人不是神。”將雷鋒還原成一個可信可感的“人”,比過度完美與“日記式”紀念更有意義。這是一個求實與務真的年代,雷鋒精神不能總是穿著“中山裝”,它也可以是“牛仔褲、超短裙”。我們不需要一個“神化”的雷鋒,卻寄望一種可供救贖的小清新精神。
3月1日,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在北京召開視訊會議,研究部署“弘揚雷鋒精神、開展志願服務”工作,要求以弘揚雷鋒精神為主題,建立完善參與廣泛、形式多樣、活動經常、機制健全的社會志願服務體系,推動學雷鋒活動常態化,著力提升公民道德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事實上,區別於西方社會歷經數十、甚至上百年的公民精神孵育,短短30多年時間,中國就要面臨轉型社會衍生的社會服務、福利救濟等諸多“志願性”癥結,我們希望市場的力量廓清權力的邊界、希望公民責任肩負起現代擔當……然而這一切,都需要成熟的志願精神與志願體質堅實支撐。西方志願者起源於羅馬時期的博愛精神和基督教的宗教責任及救贖理念,借助義務工作表現出人性的愛及弘揚宗教之善;而現代志願制度的確立,則是為了彌補政府對社會供給的不足,整合民間力量雪中送炭。
也許數字更能説明建設的切迫與必需:譬如2008年,中國社會捐贈達到1000億元,佔GDP的0.4%左右,而美國同年慈善捐款則佔其GDP的1.85%。不僅為攙扶一個老太太,我們需要學雷鋒;不僅為彌合道德滑坡的社會風險,我們需要學雷鋒——作為現代志願精神的吁求與實踐,雷鋒仍是這個時代精神的圖騰、行為的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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