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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有關反腐的“劇集”漸入臻境，令民眾倍感振奮。此前，重慶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從其不雅視頻曝光到被免職僅63小時；而今天網傳深圳龍崗街道南聯社區村委主任周偉思在當地擁有私家住宅、別墅、廠房、大廈超過80棟，豪車超過20輛，估計資産超過20億元。儘管當事人一口咬定被“惡意中傷”，但名下有多少房産自己確實“説不清楚”。

在中央高調反腐的語境下，輿論的普遍預期業已定型：有了開頭，就不怕沒有結果。

古語言，“清風兩袖朝天去，不帶江南一寸棉。”如果説歷史上的廉政訴求更多的指向個人修養（即所謂“官德”），那麼，今日的吏治澄明與否，不僅關乎政治取向，更與民生休戚相關。

好在關於反腐，自上而下已有共同的價值旨歸：一方面，中紀委近日印發了《關於紀檢監察機關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高調強調“有案必查、有腐必懲，任何人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依紀依法嚴肅查處，決不姑息，黨內決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另一方面，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66.6%的受訪者坦言很關注當前的反腐工作，76.6%的受訪者期待未來十年國家的反腐敗力度進一步加強。可見，在反腐問題上，官民之間、學界與坊間、公權與私權之間，在方向上達成了基本而堅定的共識。中國反腐的決心，十八大期間的高層言論足以窺斑見豹。從“亡黨亡國”的錚錚警示，到“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邏輯清醒，鐵腕治貪的風習確實正在成型。

眼下而言，有了決心，也許更得有立體而完備的制度構架。一是適應時代的反腐制度。從2002年開始，我們曾歷時兩年多對涉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法規和規範性文件1500余件進行了全面清理，廢止了其中115件，將現行有效的1100余件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法規制度彙編成《黨風廉政和反腐敗現行法規制度全書》；此後，隨著《廉政準則》出臺，黨內制度治理腐敗也進入到新階段——但也正如學者所言，儘管制度汗牛充棟，但真正行之有效、真正能執行到位的卻並不太多。也正因如此，“家人反腐”、“情婦反腐”等非常規反腐路徑才成為反腐事件中的主力軍。

二是關照權力的反腐法律。本月19日，《學習時報》發表題為《廉政建設還需要做些什麼》的文章，指出在廉政法治層面，我們尚未做到的，起碼還有以下內容——財産申報制度未能在法律上得到確認；反腐敗法20年中尚未被列入立法規劃，未能出臺；“兩公”現象未能被遏止；“回避”制度未能被認真執行。因此，在市場主體地位及權利未能有效保護、政府宏調之手未能有效規制、競爭秩序與行政倫理未及合理構建的背景下，權力的彈性才有了更曖昧的空間，而腐敗的機會成本也才漸漸忽略不計。

三是立足民間的反腐能力。網絡反腐越來越靠譜的實質，是公民社會裏，公民個體對權益的尊重與捍衛、對公權的清醒與警惕。“專業反腐”固然不能偏廢，但此前的反腐經驗也告訴我們：不論紀檢監察部門“單兵突進”，還是與組織、人事、審計、公安等部門“聯手作戰”，總有監督死角，總有漏網之魚。承認輿情民意對反腐工作的補充及推動作用，利用其廣泛性、參與性、社會性和公開性等特點，構建對話與合作機制，在反腐中提升公眾的政治參與意識與能力——這顯然不僅僅是裨益反腐工作的大事。

知名制度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教授曾直言，“反腐敗工作已經到了必須取得突破的時候，否則就會失去機會。” 新加坡或香港地區的反腐歷程起碼説明，腐敗不是經濟增長的“附屬品”，制度反腐，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群策群力的決策推進反腐工作，權力才會更謙抑，秩序才會更分明，發展才會更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