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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兩則新聞，其實可以比較閱讀：一是哈爾濱市首次面向社會公開招聘事業單位編制環衛系統員工的新聞：457個招聘崗位引來11539個報名者，在最終報名繳費成功的7186人中，29位碩士研究生學歷的報名者引人注目。二是寧波國考考場前出現不少豪車，一對情侶開賓利前來參加考試，男方前後考過6次，因為女友母親要求：考不上公務員，別想當女婿。

只要有編制，研究生願意當環衛工；只要有身份，混個公職才能見得了丈母娘。一個有公職編制的崗位，引來千軍萬馬、全民膜拜，沒人覺得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對公職趨之若鶩，誰能説這不是正常的事情呢？

放在幾個大背景下看，“公職”的溢價尤為明顯：一者，近日教育部《關於做好2013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中指出：2013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99萬人，比2012年增加19萬人，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更加複雜嚴峻；二者，公職人員的薪資福利不説，其權力上的光澤足以令人“羨慕嫉妒恨”。11月19日的《中國週刊》所述一事令人深思： 山西青年馬嘯大學畢業後，拒絕父母安排的工作選擇北漂，幹了5年編輯終於等到晉陞機會，卻被副社長推薦的關係戶擠掉；去年年底，心灰意冷回到山西，在父親的庇護下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法院系統，再次用關係擠掉了別的競爭者。經濟下行的壓力，多姿多彩的“拼爹”，令公職多了穩固而長袖善舞的想象。

一個公民選擇什麼樣的職業不過是個人自由。但如果社會頂尖人才都蜂擁去做公務員（譬如研究生爭當清潔工、創富人才去安逸上班），則社會人力資源配置機制一定出了問題。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常年以來，大家的思維是公職人員待遇過於優渥，於是，理性經濟人都追求性價比，配置失衡也就理固宜然。事實上，公共職位之所以顯得過於出類拔萃，恰恰是普通職業過於“含辛茹苦”。

眼下，“有限的公共職位”與 “無限的丈母娘需求”似乎構成了不可紓解的矛盾，要紓解丈母娘的煩惱，顯然不在於對公職“擴容”，而只有增加普通崗位的成色。當其它普通的職業都能與公職崗位平起平坐，那麼，公考或國考，還至於如此趨之若鶩？

這個“成色”著力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現實收入。公職崗位之所以“魅力無窮”，在於穩定而相對優越的性價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發佈的2011《中國薪酬發展報告》顯示，部分省份公務員津貼佔其總收入的70%-80%。或正因如此，財産公示之路才顯得特別糾結。而剛閉幕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我國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但如果這種差距不能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效彌合，則翻番的利好也可能因“官民”之間的落差而消減。

二是保障體系。清潔工的職業能吸引研究生、城管的職業能吸引海龜，看起來是個案，但隔三差五的個案疊合在一起，就成了耐人尋味的公共事件。我們自然不應以小人之心揣度求職者的價值取向，但毋庸諱言的是，很多看似薪資不高的公職、甚至傳統觀念中未必享有美譽，卻仍吸引青年才俊前赴後繼，恰恰是完備而卓越的保障體系在“發力”。有數據顯示，在中國，普通公民繳納養老金的費用佔工資的28%，而公務員無須繳納；退休後，公務員退休金卻是普通職工3倍。數據或有偏頗，但有失公允的保障制度，確實容易令公職多了額外收益的聯想。

三是穩定預期。人心思穩，有著重農抑商傳統的中國人更是如此。隨著市場機制的建立健全，競爭更為激烈，如果沒有穩定的創富環境、公平的營商環境，則再多的財富也難有權力庇祐的安全感。不久前，山西省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産業洗牌機遇，斷然終結“小煤礦”時代，大量煤老闆被迫集體轉型，據業內人士估計，山西各地“煤老闆”手中大約有3000億元的資金，而國內資本市場低迷、投資渠道狹窄，投資出路成問題。投資渠道的困擾，印證著實體經濟的冷暖，當這些“變數”滲透進公共生活的肌理——“丈母娘”不認可“準女婿”的財富、只認可其公職身份，也許就不是那麼難以理解的了。

此前，人民論壇雜誌社的調查顯示，“公考熱”出現拐點的條件，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政治體制改革深化，公務員‘特權’將被關進‘籠子’”、“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公務員職業保障優勢不斷弱化”、“公務員‘隱性收入’被規避”。要讓公職真正祛魅，除了心態調整、心理安撫，更重要的，恐怕還得還原普通職業的體面與尊嚴——如果公職外的其它行業都有了樂觀的預期與發展，年輕人何苦都去爭一個“公共服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