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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凍死的流浪兒説聲對不起
畢節五名流浪兒童慘死垃圾箱中,當地官員隨即被問責免職,當地政府的反應速度不可謂不快,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新的一輪網絡熱議,有人在指責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周圍鄰里的冷漠,有人則習慣性地將矛頭直指當地政府,斥責他們的“關愛不力”。
這樣的問責對於解決類似的問題意義有幾何?有網友説:“為什麼中國就是這樣,永遠都是在事情發生之後隨便處理掉那麼幾個人,而不是真正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的確,罪不在官員不作為,從媒體報道中我們可以得知,這5個孩子生前多次在未告知家長或教師的情況下外出玩耍,也曾被當地警方多次從外地送回家,在這種情況下再去指責行政力量不作為未免就有些吹毛求疵。
5名兒童的身份已經確認,為當地同胞三兄弟的孩子,三家的收入水平尚可,其後代看似根本沒有流落街頭的可能。沒有家的孩子無家可歸,可對於這5名有家可歸孩子來説,又是什麼力量讓他們要遠離家庭遠離學校,選擇室外的窩棚並走進垃圾箱中呢?在多篇報道中,我們或許可以找到答案:其中一名兒童的父親説,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外出務工或忙於農事,與子女少有交流;儘管老師屢次動員,這5名兒童都以“成績不好,不想讀書”為由拒絕上學。由此可見,兒童不想讀書與經濟狀況並無關係,家庭教育缺失、兒童生性頑劣要為悲劇的發生承擔主要的責任。
今年,廣州兒保中心與廣州醫學院應用心理係合作完成一項針對流浪兒童的調查,報告顯示流浪兒童離家原因中,逃避家庭問題(家庭貧困、父母離異、父母關係不和、在家受盡打罵等)佔到48%,主動選擇流浪的孩子佔總人數的22%。在這些數字背後,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如果家庭的教育再負責一些,家長對於責任的認識更到位一些,主動、被動選擇流浪的孩子是否會相應減少一些呢?
但顯然,城市化的進程不可逆,甚至只能越來越快,城市需要無數5名兒童父母一樣的務工人員去為這個進程貢獻汗水。這些父母也會取得比在故鄉謀生更多的生存資本,但相應的,他們必須部分捨棄自己之於家庭的責任,難免會有照顧不到之處發生孩子離家鑽進垃圾箱的悲劇。城市化不是造成家庭教育缺失的罪魁禍首,而是一道殘酷的選擇題,做出答案需要勇氣和相應的代價。城市與鄉村,這一高墻曾將父母與孩子阻隔于兩個地理空間之中,而今,這道高墻兩邊的父母與孩子分屬兩個世界。
有人的地方必然會存在兒童離家出走的現象,父母的失責無法避免,兒童的不羈、調皮無法監督。孩子為何“選擇”不回家?這是我們今天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習近平曾在《之江新語》中引用過馬克思的一句話:“問題是這個時代的口號。”而這類現實的問題永遠沒有標準答案,減少悲劇發生的概率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也是全社會應該去追求的。
胡澎,史學博士,民盟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1997年畢業于日本富山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日本東洋文化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2004年5月獲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
馮昭奎,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1983年改行搞日本研究和國際問題研究。他的作品總是蘊含著一個道理:不懂科技,不懂辯證法,就不懂國際關係,不懂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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