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驚鴻

　　人社部日前發佈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中直指，部分行業工資上漲過快，高管工資增幅明顯超過普通職工工資增幅，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而根據全國總工會2010年的調查，23.4%的職工5年間從未漲過工資，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這一差距在1979年僅為1.18倍。

　　我國目前GDP總量居世界第二，比1978年增長近百倍，應該説的確是富裕起來了。然而，面對4000余倍的收入差距，公眾疑慮了：錢咋分的？是的，問題就出現在分配上。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佔比明顯低於發達國家，而企業盈餘則明顯高於發達國家，而且行業差距極大，這就讓老百姓“先天不足”；二次分配中，也沒有在結構上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政府職能缺位，公共服務提供不足，無形中又消耗了部分居民收入。

　　近年來，國家及各地方政府部門為了減小收入差距，也採取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制訂企業工資協商制度等方法，效果卻不是那麼理想。從報告結果看，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縮小而是明顯放大。錢到底要怎麼分才合理呢？筆者以為，兩個關鍵問題必須解決。

　　其一，著力解決最突出的矛盾。當前，我國工資收入差距矛盾最集中的，無疑是國有大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壟斷行業企業。這些行業基於本身的特殊屬性，融資成本遠低於其他行業，但在佔據先天優勢的同時，其稅後利潤卻很少上繳國家。如此一來，國家所擁有的生産要素，卻被其管理者實際佔有並處置了。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公共資源收益全民共享”，下一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管理等方案也有可能逐一齣臺。只要將公共産權的收益公開透明並上繳國家，行業間收入差距巨大的矛盾就有望化解。

　　其二，進一步明確政府部門的定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今年“兩會”期間曾表示：“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政府要約束自身利益，真正成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我國稅收增長幅度已經遠大於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當前應該逐步穩定稅負，在初次分配領域加大分配額，使在職和退休人員工資保持合理增長幅度。同時，健全社保體系，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統籌協調收入再分配。只要政府自覺讓步，不把自己這塊蛋糕切大，那麼給民眾的利益自然就多了。

　　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借助一個重要的調節手段——稅收。當前我國對高收入者稅收徵管、稅率設計等方面存在問題，很多高收入者可以通過發票處理攤入成本等方式規避稅收。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體，繳納的間接稅很多，反而成了納稅大戶。窮的越窮，富的越富，又怎麼可能做到“提低控高”呢？（作者係新華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