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種種阻撓，並非僅僅針對華為、中興等迅速崛起的中國大陸企業，而是西方政商聯手謀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慣用策略，旨在確保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少數寡頭企業的核心利益不受挑戰且得以延續。

　　本期“經濟日報 中央電視臺聯席評論”關注話題——警惕“政治標簽”背後的貿易保護主義。

　　最近，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佈的報告竟然稱，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和中興未能解釋在美國的商業利益以及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有可能威脅美國國家通信安全，並“強烈建議美國網絡提供商和系統開發商尋找其他的廠商來實施其項目”。號稱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一批政客熱衷直接介入企業商務活動調查，還處心積慮地插上危言聳聽的“政治標簽”，凸顯出當今世界頭號經濟體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衝動。

　　早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佈這份別有用心的報告之前，針對中國華為進軍海外市場的種種絆腳石就已經設下。2008年，華為聯合貝恩資本原計劃以22億美元收購美國企業3Com，終因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宣佈對該交易啟動國家安全調查，致使3Com公司後來被惠普收購。2010年8月，美國移動電話運營商斯普林特公司發起網絡升級的招標，華為提供的方案可為運營商節省至少8億美元成本，但美國8名共和黨參議員致信總統奧巴馬及財長蓋特納，要求對華為向美國電信運營商斯普林特公司供應設備一事進行全面調查，以評估可能的“國家安全威脅”，當時，中興也曾試圖獲得一部分合約，但兩家中國公司均以失敗而告終。2011年2月，同樣是在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的壓力之下，華為不得不放棄以200萬美元收購美國三葉公司(3Leaf)技術資産的交易……

　　美國的上述行徑影響很壞，歐盟和澳大利亞隨之採取了類似舉動。3個月前，有媒體報道説，歐盟正在考慮針對華為、中興兩家中國移動網絡設備製造商發起調查；早些時候，澳大利亞政府也曾禁止華為參與投標其全國寬帶項目，華為因而要求澳方不要歧視國外電信企業，應當一視同仁。華為、中興在海外市場遭遇重重阻撓，一方面反映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種種艱辛和“煩惱”，同時也讓人隱隱約約看到了西方發達國家戰略性新興産業領域政商幕後聯手的身影與玄機。

　　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種種阻撓，並非僅僅針對華為、中興等迅速崛起的中國大陸企業，而是西方政商聯手謀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慣用策略，旨在確保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少數寡頭企業的核心利益不受挑戰且得以延續。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於今年8月21日針對中國大陸的華為、中興，中國台灣地區的宏達、宏碁，日本的京瓷、任天堂，韓國的LG、三星，瑞士的佳明，美國的亞馬遜等多家企業發起“337調查”。其中，狀告中國台灣地區宏達公司的芬蘭諾基亞公司及其美國子公司，據悉是為了延緩競爭對手新品的上市時間。由此可見，把貿易保護主義冠以“安全威脅”的標簽，無非是為其霸權心理尋找的一種藉口而已。

　　與各種貿易保護紛紛抬頭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面向世界的中國市場一直呈現積極的開放態勢。以華為在路由器市場上的老對手思科為例，其在中國市場就從未有過銷售障礙。多年來，思科的通信設備廣泛進入中國的商業、教育、家庭和政府通信市場。試想，如果中國也以美國當下的心態對待思科等國外公司，世界經濟前景又將如何？

　　眼下，在各種貿易保護的干擾下，世界經濟低迷的不利局面還將持續一段時間，中國企業“走出去”遭遇重重阻力也將隨之成為常態。如何有效破解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煩惱”？筆者以為，正確的做法應當是，以更加寬廣和深邃的國際化視野，審視當今中國正在面臨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在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下，既要謹防狹隘的民粹主義情緒破壞來之不易的對外開放良好局面，避免給中國企業融入國際市場造成新的障礙，又要深入細緻地加緊研究應對外部各種挑戰的有效策略，切實扭轉“走出去”的企業單兵突進、缺乏策應、被人牽著鼻子走的被動局面。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努力形成和熟練掌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有針對性地加強政企之間的協調配合，在積極做好政務外交的同時，著重強化商務外交、民間外交，以及國際公共關係等各項服務職能，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強有力的後援。

　　（本文執筆：金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