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華中師範大學日前在京發佈《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數據顯示,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在2011年已達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國際警戒線。收入最低的20%樣本農戶,與收入最高的20%樣本農戶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專家介紹,與改革開放初期的0.29相比,中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已大大提升,“馬上可能跨過警戒線了,是在合理區間的末端”(8月22日《新京報》)。

　　這一調查結果為我們呈現出一幅觸目驚心的農村社會圖景。這其中,一部分農民收入可觀,生活豐裕,已經絕塵而去；而另一部分農民,卻依然掙紮在貧困泥淖中不能自拔,如果沒有外力的援手,怕是很難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甚至還有可能繼續淪陷下去。這樣的情形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警惕,並相應採取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以防範農村內部貧富差距的惡性擴大。

　　以往人們可能習慣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異,併為此作出了諸多艱苦的努力。只是,過於專注于城鄉差距的應對,卻不免忽略了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而這種差距可能産生的危害性、破壞性,並不比城鄉差距更小。在城鄉差距尚未得到有效緩解的情境下,如果再疊加上農村內部的巨大差距,雙重的擠壓、雙重的淪陷之下,必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産生深遠而深刻的影響。有沒有足夠的彈性承受這樣的擠壓,對於政府而言,絕對是嚴峻的考驗。

　　時下的農村社會,早已不再是先前以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村了。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工業收入、現代集約農業收入的增加,特別是打工收入的增加,在造福一部分農戶的同時,也使得農村居民的收入越來越傾斜,貧富差距越來越拉大。在東部一些農村,工業經濟的輻射十分普遍,很多農民投身其中,並切實受益。而西部一些地區的集約農業,其發展勢頭也十分看好。

　　另一方面,與權力資源的分配同步。這些年來,農村的經濟社會資源也越來越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群手中。這也勢必造成一部分農民的率先富裕、越來越富裕,而那些無權染指公共資源的農戶則每況愈下。比如,很多政府補貼的農業項目,往往淪為少數有話語權農民的禁臠；而社會捐助的分配,在很多農村也難以稱得上公開公正公平。長此以往,必然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此外,城市化的高速推進,當然造就了一批“富豪農民”,卻也擠佔了原本屬於全體農民的公共資源。城市近郊的農民,往往能夠得到比遠郊更為豐厚的土地回報；而議價能力更高的村莊,也往往能夠獲得更大的佔地補償。

　　可見,農村內部的貧富變化,本質上依然是公平性缺失所導致的分配不均衡。因此,欲求縮小農村農民之間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則首先應該實現權利平等,要讓農民都有平等的就業機會,不能聽任農村在少數人的掌控之下繼續淪陷下去；其次,必須進一步強化對農村的社會保障,不能滿足於“低水平、廣覆蓋”的成就,而是應該探索對農村貧弱群體實施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兜底”政策,不然,這部分人群就永遠不可能有體面的生活。

　　一個衣食無憂、健康快樂的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本保障。“驅動力”也好,“蓄水池”也罷,農村農民都應該獲得最基本的生産生活保障,都應該葆有基本的權利平等。一旦底層淪陷,則必然危及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