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奧運會期間，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模式以及中國運動員及運動訓練模式的質疑和批評聲音很多。德國官方資助的“德國之聲”近日發表題為《舉國體制就是全民“讓球”》的文章，就將矛頭直指中國體育訓練的“舉國模式”，進而直擊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一舉暴露西方媒體在兩屆奧運會期間掀起“中國威脅論”的要害。

　　文章違背西方媒體的起碼職業水準，將中國羽毛球球員消極比賽的罪名引到中國體育訓練的“舉國體制”，斷言“舉國體制”就是“全民讓球”。向誰讓球？被取消資格的四隊選手全部來自亞洲國家。中國的代表團參賽奧運，是要向西方讓球，祈求西方媒體接納中國“和平崛起”的事實？還是靠實力比拼和西方爭得平等的國際地位？羽球事件凸顯了競賽策略和競賽體制的矛盾。可“德國之聲”將此事上綱上線，無疑是從體育爭議升格為冷戰宣傳。

　　首先沒有統計數據表明體育造假的頻率，發達國家會低於發展中國家。奧運會一開始就是西方富國俱樂部的遊戲。而且發展中國家商業化的體育市場不發達，商業造假的舞臺如何能和西方相比？第二，被取消比賽資格的還有韓國和印尼的運動員，為什麼只有中國羽毛球運動員的問題出在舉國體制？第三，國際奧委會和世界羽聯的處罰就能打擊中國模式嗎？中國羽毛球隊包攬奧運會5金，説明體育競爭和經濟競爭一樣，靠的是實力，不是遊戲規則。規則從來是過去的贏家制定的。世界格局變了，遊戲規則也要變。2008年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之後，發達國家的領袖也不得不承認要改革美歐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本次奧運會之後，發展中國家也將認識到改革國際體育機構的必要性。

　　指責中國模式就是“全民讓球”，富了少數，坑了多數，也沒有任何數據。作為經濟學家，筆者幾年前課題研究倒是發現“全民讓球”的真實案例，恰恰是西德對東德的非合作接管。東德幾十年積累的國有資産，在私有化的名義下免費加補貼地贈送給接管的外國企業。西德納稅人的錢，不是投資東德地區的基礎設施，而是用於恢復一次大戰前的德國建築，富了跨國公司和房地産商的荷包，拖累的是整個德國經濟。巨大的轉移支付，導致西德利率高漲，東德企業凋敝，人才外流。

　　相比之下，實現“一國兩制”的中國香港和內地互補發展。按照聯合國的數據，從1990到2010年，中國真實GDP的年均增長率為10.4%，遠高於德國的0.6%。1997年回歸中國後的香港，13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也為德國同時期的3倍。再看相應的奧運會金牌數，德國是每況愈下，中國則蒸蒸日上。中國奧運金牌總數在2000年超過德國升到世界第三，2004年超過俄羅斯居世界第二，2008年則金牌第一，獎牌第二。

　　筆者每年都在西歐各大學講學。在西歐國家中，德國學者和聽眾對美國模式的質疑最多，對中國模式的好奇心反而最大，從未碰到過像“德國之聲”那樣傲慢與偏見的聲音。值得一提的是，發明舉國體制的正是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德國的教育普及和社會保障制度都是從普魯士開始的，目的是打敗法國，統一德國。蘇聯體育只不過學習和發展了德國的舉國模式。德國兩次大戰失敗以後，有識之士深知單憑德國的“舉國體制”，不足以與美蘇競爭，才有法德煤鋼聯營到歐盟的“舉歐體制”，企圖重整德國的大國地位。

　　如果講中國運動員和媒體從“羽毛球事件”吸取的教訓，筆者認為應多學學公關策略。中國教練只關注贏得比賽，沒注意同時贏得觀眾。北京和倫敦兩屆奧運會期間，西方媒體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宣傳，達到海外華人忍無可忍聯合抗議的程度。中國經濟的強大和中國媒體的軟弱形成反差，根子在於中國知識界不少人依舊沒有走出“西方中心論”的迷霧。筆者建議出國參賽的中國運動員應當補補西方的公關本領，學習成為民間外交使節。西方從總統競選到足球假摔，作秀往往以假亂真，攻擊對手的語言常常混淆是非。我們要學會區別對待善意批評和惡意攻擊，不能無原則地講“和為貴”。遇事有理必爭，有錯坦然面對，何須委曲求全？▲（作者是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