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週刊雜誌封面

瓦良格號航母示意圖

　　7月28日，許多中國民眾聚集在大連港口，觀看改建中的航母平臺。攝影 本刊記者 杜洋

1997年，停泊在烏克蘭小城尼古拉耶夫的“瓦良格”號。

　　航母計劃出臺始末

　　2011年7月27日，中國國防部宣佈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軍方第一次正式承認了“瓦良格”號的存在。從8月上旬開始，關於中國第一艘航母“即將試航”的消息不脛而走，然而，也許是因為颱風“梅花”的突然造訪，“瓦良格”號至今依然靜臥于大連造船廠的船塢碼頭中。據海軍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中國第一艘航母預計在明年八一建軍節宣佈成軍，正式交付海軍服役。

　　從1970年4月中央軍委下達“組建航空母艦研究隊伍”的命令開始，中國的航母計劃經歷了三次起伏。直至1992年，一位軍事院校老師偶然聽到“瓦良格”三個字，航母計劃才走出長達二十年的論證階段，迎來機會的曙光。而從決定買下這艘大船，到改建“瓦良格”號的報告獲得批准，十多年又過去了。

　　這幾十年裏究竟發生了什麼？改建後的“瓦良格”號是怎樣一種裝備？它將給中國海軍帶來什麼變化與考驗？《中國新聞週刊》獨家採訪了參與航母計劃的核心人員，與讀者分享關於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的傳奇故事。

　　中國第一艘航母誕生記

　　中國第一艘航母的誕生，似乎應了一句話：“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本刊記者/韓永

　　7月27日，中國國防部宣佈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

　　海軍前裝備技術部部長、少將鄭明注意到，對於“瓦良格”的描述，新聞發言人耿雁生用了 “廢舊”二字。“中國正利用一艘廢舊的航空母艦平臺進行改造，用於科研試驗和訓練。”

　　“這個‘廢’字用得挺妙。”鄭明説，這既是 “瓦良格”號航母的真實寫照，也透露出外國企業無奈將其出售的歷史悲情，又反映了中國引進航母技術跌宕起伏的過程。

　　作為中國航母論證、考察有關過程的主要參與者，鄭明對個中曲折記憶猶新。

　　而對於這個戲劇性的過程，中國船舶信息中心研究員、中船重工集團軍工諮詢委員于瀛將其總結為“三次浪潮”。

　　曇花一現的論證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當時在隸屬海軍建制的第七研究院十四所負責世界水面艦艇總體發展研究工作的于瀛，隨領導去院裏開會。會議組織方在電話裏特地提醒説，不能帶筆和筆記本。

　　在這次會議上，該院一位副院長宣佈了一條中央軍委下達的命令：從即日起，組建航空母艦研究隊伍。

　　這是建國後第一道開展航母研究的命令。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海軍司令陳紹寬曾經力推航母項目，並提出“30年建造10艘”的計劃。但在1946年中國內戰開打後，這一計劃成為泡影。

　　對於瀛來説，這道命令下得有點突然。此前，于瀛所在的714所正面臨被撤銷的命運。

　　院裏給他們下達的任務，是研究航母的歷史、現在和未來，有什麼優缺點，關鍵技術是什麼，怎麼用，以供領導決策參考。

　　這一年，中國正處於與蘇聯全面交惡、與美國關係尚未緩和的時期，安全形勢很嚴峻。美國的無人偵察機經常光臨中國的領海，在海空領域技不如人的中國軍隊除了表示抗議外，辦法並不多。中國的第一次航母論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

　　上世紀60年代末中國在武器研製上的突飛猛進，是這次航母論證的另外一個背景。時任中央造船領導小組組長的李作鵬在其回憶錄中稱，1968年，中國第一艘核潛艇開工建造；1969年5月，常規動力艦開始批量製造；1970年4月份，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升空。李作鵬説，中央軍委的主管領導見此形勢很高興，提出要建航母，要成立海軍陸戰師。

　　當時，中國正處在“文革”的間歇期。政治上稍有喘息，經濟上又風生水起，工農業虛報産量的浮誇風此起彼伏。中國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長尤子平説，當時關於航母的決策，不僅是上層幾個人的問題，也可以説是社會普遍存在的“左”的思想的産物。于瀛則認為，這和中央發展海軍的思路一脈相承。“毛主席50年代就提出：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定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

　　當時，在缺少國際交流的大環境下，相關領導對航母幾乎一無所知。媒體上除了反對航母的口號式報道外，幾乎沒有其他的相關信息。“航母是什麼，裏面有什麼，都要從科普開始。”于瀛記得，當時所裏隔三差五就會來一撥人，諮詢有關航母的信息。

　　這場由中央軍委發起的論證，具體的組織者是海軍司令部造船工業科研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船辦”)。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劉華清，當時剛從國防科委副主任的位子上離開，擔任“船辦”主任。

　　1970年5月中旬，于瀛和張日明趕往海軍大院，向“船辦”彙報。“那時沒有現在的電腦手段，為了説得形象點，我們把航母的照片放大到最大尺寸，再把三合板一拆為二，上面涂上藍漆，把航母的照片打上去。當時這叫‘拉洋片’。”

　　劉華清聽得很認真。彙報結束時，他對張日明説：“胖子(即張日明，劉華清任七院院長時，張日明是其屬下，彼此很熟悉)，你講了這麼多，我一下子也記不住，你能不能給我出一個小手冊，我給領導彙報的時候可以看。”回來後，于瀛和張日明連夜製作了手冊，第二天給劉華清送去。

　　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劉華清説：“早在1970年，我還在造船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時，就根據上級指示，組織過航空母艦的專題論證，並上報過工程的方案。”

　　但這一過程到了1971年9月份戛然而止。畢竟上級是那些領導人，當時李作鵬沒有傳達，參加論證的人也都不清楚。這次論證最終不了了之。

　　于瀛説，這一次論證終於使一批人開始思考航母使用和戰術技術要求等，雖然留下來的成果不是很多，但也産生了一些積極的後果：國人的航母意識開始增強，航母的各種書籍也開始出現了。描述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二戰電影《虎虎虎》開始在國內播放——正是從這場戰役開始，二戰中的海上大戰開始轉入航母模式。

　　航母“費效比”

　　到了80年代，航母論證開始與改革開放聯絡起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亦克亦生。

　　改革開放被定為國策以後，出現了一個問題：改革開放就要“走出去”，但誰來保護這些走出去的中國利益？陸軍、空軍都過不去，依靠其他國家也不現實。“這時，中國社科院的一位專家提出，改革開放必須有以航母為中心的強大海軍的支持。”于瀛説，這種觀點出來以後，國防的、軍工的也都跟著提。

　　1982年，劉華清出任海軍司令員。在70年代初的那次論證無果而終後，這位有著多年主管海軍部隊及裝備發展經歷的將軍，又在1975年向鄧小平彙報整個海軍建設與發展的建議信中，提到了航母問題。

　　鄭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第二輪論證開始的時間大約是1986年。在此之前，以海軍裝備技術部為主的相關部門為論證做了諸多準備，劉華清對航母的態度也日益明朗。

　　1984年1月，第一屆海軍裝備技術工作會議召開。會上確定了海軍裝備技術五支力量的分工：論證以海軍裝備論證研究中心為主；試驗、試航(飛)以試驗基地、艦隊為主；訂貨、監造、檢驗驗收以軍代表為主；同時，院校、試驗基地、軍代表和有關部隊也要承擔一定的裝備論證、科研、技術革新等工作。海軍裝備技術部則在海軍黨委領導下負責協調組織和經費分配。

　　在這次會議上，劉華清對航母的表態是“現在國力還不行，要等一段時間”。

　　1985年12月，海軍第二屆裝備技術工作會議召開。會議的主題是“儘快縮短海軍裝備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會後，海軍裝備技術部提出了以後15年海軍裝備的發展設想。其中提到了要啟動航母論證。劉華清對此給出的指示是：航母總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總要考慮。

　　1987年1月，海軍第三屆裝備技術工作會議召開。劉華清在會上指出，要把航空母艦搞得能適應未來戰爭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論證。這次會議後，劉華清讓鄭明準備向上級的彙報材料。

　　1987年3月31日，劉華清帶領張序三、李景兩位副司令，以及海司和海裝的相關人員，向總部機關的領導彙報。劉華清選擇了一個能最大限度降低領導顧慮的切入點：著重説航母的作戰費效比。就是説相對於其他保護海權的形式，對航母的單位投入能帶來更大的安全效益。

　　一位受訪海軍中校説，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80年代，要發展航母，經費始終是一個難以跨越的問題。1985年中國軍費的總投入為192億元，還不夠買一艘美國大型核動力航母。基於此，在劉華清彙報的規劃裏，將航母上型號(即決定造什麼規格的航母)的時間擬定為2000年。

　　在這次彙報中，劉華清澄清了幾個讓航母變得遙不可及的觀念：一是航母編隊並不需要全部新造，編隊中的驅逐艦和護衛艦就可以與機動編隊共用。因為即便沒有航母，海軍還是需要驅逐艦和護衛艦，這些艦艇既可以作為航母編隊的艦隻，也可以作為機動編隊的艦隻。

　　另外，基於保護海權的需要，就算沒有航母，飛行半徑較小的航空兵還是要發展。發展航母並不會增加飛機的總數量，只是把這些飛機改成艦載機。這可能會多出一些成本，但也不會高很多。

　　劉華清説，通過對海上戰爭研究發現，使用岸基飛機來保護海權非常浪費。“因為它的留空時間短，所需飛機和機場的數量很多。”

　　“因此，發展航母編隊，是一個如何調整裝備經費使用方向的問題，不需要大量增加裝備費。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機動作戰編隊的作戰效能會大大提高。”劉華清説。

　　這次彙報，在總參謀部和國防科工委産生了很大的影響。1988年12月，國防科工委科技委評議申報的軟科學課題，“我國航母及艦載機發展可行性研究”被列入12個入選項目之一。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長尤子平于當年在青島召開了航母學術研討會，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國發展航母的必要性、儘早發展航母的可能性、研製指導思想、設想的航母戰術技術狀態以及論證開路、預研先行等6個方向展開了熱烈討論。

　　時任國防部長秦基偉、國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航天工業部長李緒鄂均表態支持航母。丁衡高説，發展航母的迫切性比載人航天迫切，現在航母、新殲、核潛艇、預警機、衛星這些大項目，到底以哪個項目為重點，黨中央、軍委要下一個很大的決心，一要全國全軍排隊，二要軍兵種排隊。

　　時任總參謀長遲浩田在南海演習結束時説，軍委對航母問題議了很多次，但是苦於經費不足，思慮再三，航母暫時還是不能上型號。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説，我們這樣大的國家，沒有一兩艘航母不行，當然，現在還不能這樣搞，下一代人把它搞出來。

　　鄭明説，這段時間，有關航母的觀唸有很多衝突，贊成的人很多，反對的人也大有人在。反對的人中，有基於個人認識水平的，也有基於對國際形勢和國情判斷有所不同。“你想讓它全停了也不可能，讓他馬上上馬也不可能。”

2011年，在大連港口的航母平臺。

2011年8月5日，一架直-8 直升機在航母平臺上實現起降。圖 IC

　　艦長班

　　劉華清的彙報還産生了另外一個後果：中央軍委同意海軍建議，1987年在廣州艦艇學院開辦一屆“飛行員艦長班”。目前盛傳將擔任“瓦良格”艦長的兩位熱門人選：柏耀平和李曉岩，都出自這個艦長班。

　　艦長班學制三年半到四年，開始有10位學員，後來有一位因跟不上課中途退學。鄭明説，這體現了一種優勝劣汰的機制。現在，這些人都在50歲上下，年富力強，其中大多數軍銜都高於上校或大校。

　　鄭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個班的開辦，證明了劉華清在航母發展上的遠見。“對航母來説，艦長是關鍵，他不僅要抓技術，還要研究海軍戰略，還要搞指揮管理，還要懂各種技術，這些綜合能力的培養非一日之功。”

　　航母的艦長既要有飛行員的素質，又要有航海的素質。美國航母的艦長，受限必須是飛行員或空勤出身，一般都要求在戰鬥機上至少有3000個小時的飛行經歷，並在航母上有過800架次的起落指揮。其次，在擔任航母艦長之前，還要有相關軍事院校的培訓或任職經歷，以及在兩棲攻擊艦或者大型艦艇上擔任艦長的經歷，然後到航母上擔任副艦長，最後才會被提拔為艦長。

　　鄭明透露，選拔艦長班學員在當時是非常機密的事，主要但不限于在海軍內部選拔。當時，海軍院校有個分工，廣州艦艇學院搞艦長培訓，大連艦艇學院搞部門長班，比如航海長、通訊長等。“艦長要求這些都要懂，但不一定很專。”

　　鄭明説，當時海軍裝備技術部對科研經費的分配，有時就著眼于培養人才的需要，而不拘泥于追求直接的成果，同時也照顧到教授如何用科研把研究生帶出來。“造航母要十年二十年，培養人才也需要這麼長時間，甚至更長。艦長班已經過去20多年了，現在果然培養出幾個人了。”他説，這需要組織有意識的培養。“從副艦長到實習艦長到代理艦長；從護衛艦到驅逐艦，再到驅逐艦支隊長。你得給他機會。包括出國訪問、執行護航等。”

　　“飛行員艦長班”只舉辦了一屆。這與當時充滿爭議的環境有關。“在有爭議的條件下，做這麼多事已經不錯了。”

　　據知情人士透露，艦長班本來是奔著2000年航母上型號的目標培養的。航母項目被推遲後，這些飛行員艦長不斷地接受段煉和培訓，有的被分配擔任驅逐艦艦長。這一背景使中國的航母與驅逐艦建立了聯絡。

　　意外收穫

　　一位海軍內部知情人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關於航母的討論議而不決之時，有兩起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堅定了高層建造航母的決心：一是1993年“銀河”號事件中，美國海軍以懷疑中國向伊朗運送化學原料為由，在公海上攔截中國商船“銀河”號；二是1996年台灣海峽對岸的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大陸方面在東南沿海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卻招來美國海軍兩支航母艦隊前來“示威”。

　　事實上，在上世紀80年代，在中美軍事關係走向密切之時，美方曾經“樂見中國製造航母”，也曾多次邀請中國軍方領導人前往參觀美國的航空母艦。前述海軍軍官也曾獲邀到停泊在香港附近海域的尼米茲號上參觀。“那天，我們幾個人上午10點飛到香港，下午2點回大陸。美國人跟我們説，‘你們想看什麼都可以。’”

　　此行讓中方人員深受震動，因為他們看到了美國海軍的強大實力。“登上航母，你就感覺到自己變成了大海的主人。”除了航母的規模、武器裝備令他們震動、汗顏並羨慕不已以外，航母上的生活設施也令人印象深刻。“我們中的一個人偶然去了副艦長宿舍中的廁所，結果讓他嚇了一跳——那個廁所有酒店一個房間那麼大，裝修之豪華程度無異於五星飯店。他回來後告訴我們，我們所有人都依次去了一次，開開眼界。”

　　然而，中國的航母計劃依然遲遲未決，直到1992年，一個讓航母從論證走向現實的機會出現了。

　　蘇聯解體後，大量軍工企業許多業務下馬，航母項目亦在其中。

　　1991年年底或1992年初，一位中國院校的老師與烏克蘭造船學院的同行交流聯絡時，對方提及自己國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學校附近，邀請其有空過來看看。

　　從烏克蘭回來之後，這位老師馬上向上級彙報了此事。1992年3月，一支來自中國的航母考察團蒞臨烏克蘭城市尼古拉耶夫(這座城市當時在地圖上找不到)。考察團成員由造船技術專家和軍方代表組成。

　　這個考察團的任務有兩個：一、了解這艘船的性能怎麼樣，二、了解烏克蘭方面的意向如何。

　　當時，解體後的蘇聯正在被15個共和國重新分割，1985年開始建造的“瓦良格”號繼續留給烏克蘭。因為沒錢，1992年1月，該航母停建。

　　此時，該船的工程量已經完成60%多。全艦已從船台下水，停泊在船塢碼頭，艦上有的大型設備已裝上，電纜也有不少鋪設到位。

　　當時烏克蘭計算，解體該艦需2.5億美元，但出售解體後的廢鋼卻只能得到500萬美元。於是，烏克蘭積極為“瓦良格”尋找下家。

　　當時考察團成員看到，“瓦良格”上還有好多設備沒有安裝，動力裝置只是放在底座，沒有上螺絲。“這些設備之所以沒有安裝，或是因為設備還沒有交付，或是因為設備到了，但沒錢安裝。”

　　據知情人士透露，“瓦良格”的廢棄命運在蘇聯解體之前已有徵兆。“各種配置交的不那麼及時了。這裡面有技術問題，也有經濟問題，比如船廠如果沒給預付款，各個廠就不能發貨。”

　　考察團到了烏克蘭以後，對方非常熱情，認為是“同志”來了。 “就是很信任你，以為你能幫我把這個‘兒子’養活。有的人還説，我也到你們那裏去幹吧。”

　　考察團還發現，離“瓦良格”不遠處，停著一艘核動力航母的艦體。“比‘瓦良格’更加現代化，廠方透露説要拆了賣給一家美國公司，賣的很便宜。”當中方人員詢問廠長能不能過去看看，對方説：“有什麼好看的呀，造船廠里正在拆船。”

　　對“瓦良格”的考察在考察團裏很快就有了答案：一、這艘航母性能很好，值得要；二、烏克蘭廠方是願意賣的，甚至連人帶馬都給你。

　　前海軍副司令員張序三説，這樣的考察團總共派遣了多次。海軍當時的思路，一是買個半成品，另一個是自行研製，“前一種更適合起步”。

　　回國後，考察團給上級寫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在現在看來都是實事求是的。

　　報告遞上去以後，一直沒有回復。向有關部門詢問，答覆是“正在研究”。鄭明説，他很理解，在航母一事上，自己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答覆。“不説行，也不説不行，就説研究研究。結果就可能延誤了時機。”

　　張序三説，當時對改造的投入大體有個估算，差不多要花幾百個億，才能把“瓦良格”完全建成，後來有關部門再一計算，費用又加了200億。於是，這件事一直擱置起來。鄭明1994年從海裝部長的位子上退下時，對他的長官、海軍司令説，“我最遺憾的事就是沒有參與航母的研製。”

　　變廢為寶

　　1998年，澳門創律旅遊娛樂公司通過競標，以2000萬美元買下“瓦良格”，據説擬改造成娛樂用船。交船前，烏克蘭迫於第三國的壓力，將“瓦良格”上的艦載武器設備和動力系統等設備拆卸一空。

　　鄭明為此非常惋惜。他説，如果中烏兩國協商購買，派人嚴加把守，就不會發生很多設備被拆被盜的情況。

　　很多人懷疑創律旅遊娛樂公司有軍方背景。在其老闆徐增平的履歷中，其軍旅經歷和兼任中國體育工作者協會(香港)主席的經歷，讓人浮想聯翩。

　　但鄭明和于瀛都否認了這種猜測。

　　儘管廢舊，這艘船在被拉回中國途中，還是在土耳其博斯普魯斯海峽被卡。土耳其給出的理由是，這條船沒有動力，如果過海峽擱在那兒了，誰都過不了了。另外，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根據《蒙特利爾公約》規定，“瓦良格”飛行甲板的長度超過300米，可以供戰鬥機起降，仍具有軍事價值，所以不能通過。

　　為了解決此事，中國政府通過外交渠道與土耳其政府進行了多次接觸。據知情人士透露，國防部、外交部和交通部都派人前往斡旋。大連造船廠前副廠長唐士源在電話中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也曾被派往土耳其協助拖船。

　　2001年7月，原本站在反對放行一方的土耳其軍方，態度開始轉變。總參謀長凱維芮柯魯應邀訪問北京後，于8月初照會總理府“建議放行”。作為條件，土政府要求中國開放對土耳其的旅遊，爭取每年有200萬人次中國遊客到土耳其，這將為其創造每年20億美元的外匯。

　　據知情人透露，購買“瓦良格”號花費了兩千萬美元，但買者沒料到的是，經過旅途的折騰，這艘船抵達大連的時候，平添了500萬美元的意外開支。

　　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發現創律公司的資金來源存疑。經調查發現，創律購買“瓦良格”的款項，是從國有的華夏銀行貸的，但這筆貸款並沒有合法的手續。於是，創律公司被要求還款，在其無力還款的情況下，“瓦良格”被收歸國有。

　　對於此事，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前海軍副司令員張序三説，“瓦良格”抵達大連後，徐增平曾經找到已退休在家的自己，表示只要軍方想要，願意原價賣給海軍。張序三不敢做主，建議他去問問船舶第七研究院。

　　“瓦良格”抵達大連後，相關方曾為如何處理它發生爭執。擔心此舉會帶來外交風險的有關部門對購買“瓦良格”頗有意見，一些其他的機構還曾建議將“瓦良格”拆成廢鋼鐵。

　　一直在航母問題上孜孜以求的軍方有關部門認為這樣做有點可惜，建議“將其改建成一艘訓練艦也好”。於是，一個關於改建“瓦良格”號的報告報上去，並最終獲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