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分半鐘能幹什麼？這樣的時長對電影人來説幾乎是個極限。然而當我在這個影訊斑斕的暑期，偶爾看到短片《2032：我們期望的未來》時，之前頭腦中所有關乎電影的想象被徹底顛覆。“20年後，我希望——”在周迅空白背景中淡淡地開場後，32張中國面孔原生態地道出了各自20年後的願望。

　　“沒有飛車追逐，沒有特效加工，沒有功夫表演，但我仍然心潮澎湃。”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如此評價這部時長4分半、總投資30萬元人民幣的影片。與華麗的製作、精美的包裝、眩暈的特技相比，《2032》甚至稱不上是真正的電影；但它卻以另一種抵達人心的樸實，感動著每一位觀眾。即便是鏡頭前靦腆羞澀甚至不知所措的面龐，也能帶給我們以個體的尊嚴與感悟。

　　這讓我想到前不久在“西安亞洲民間影像年度展”上觀看的幾部“9分鐘”短片。時長讓這些導演們很難完整地展開故事敘事，但其截取的不同社會斷面、不同普通人物的生命場景，同樣因為電影人的匠心獨運而令人感動。曾幾何時，一旦感嘆起中國的電影，國人大多會對技術的落後怨聲載道。與《阿凡達》《變形金剛》等超強的3D技術相比，國産電影無疑處於極大劣勢。但是，看過那些奧斯卡獲獎影片，你會發現真正能夠留在腦海中的，並不是這些所謂的大片，而是《阿甘正傳》《辛德勒的名單》《人鬼情未了》等一類的電影。沒有3D和特技的包裝，沒有氣勢恢宏的大場面，不動聲色之間，卻能帶來鉛華洗盡的心靈震撼。當國産電影步入技術迷途，憋足的技術趕超不僅“畫虎成犬”，也抽掉了本土的精神內蘊。

　　影視藝術的主旨應當是尊嚴，如果缺乏對尊嚴的解讀，再絢美的技術恐怕也拍不出打動人心的影片。因此，《2032》的導演特意讓那些真實的“演員們”到攝影師肖全的鏡頭前再拍照片。被拍攝者的臉上沒有陰影，光線柔和，線條卻硬朗。“燈光上我要的是‘正大光明’，能很好地勾勒出面部細節的質感，讓民工很民工，大學生很飛揚。”如此“用明星的規格對待老百姓”，為的就是“給他們一種‘尊嚴感’”。而這種尊嚴感，也成就了藝術的真諦。

　　這樣的文化意境讓人很容易聯想到法治與尊嚴的話題。在人類構建理想的人生圖景時，法治之所以成為其中的最佳選項，不是因為共同體的維繫離不開規則，也不是源於人與人之間是野獸的假定；而是因為法治描繪著人有尊嚴的生活憧憬，表達著人有尊嚴的精神訴求，捍衛著人有尊嚴的人格權利。它猶如母體中的胎盤，讓生活其中的人不僅感到物質充裕，更能享受到充滿歸屬感的精神舒適。

　　在實現對人的尊嚴保障中，法治也離不開必要的技術，如同表達尊嚴的電影需要技術一樣。但技術只是塑造法治的形式體系，並不能表達法治的實質追求。現代法治的概念，向來是與“正義的基本原則、道德原則、公平和合理訴訟程序的觀念”等密切相連，“它含有對個人的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念和尊嚴的尊重”。在市場經濟的催生下，中國法治的走向越來越精細化，技術層面吸收引進了大量國外的經驗。這種技術的引進深刻改變了中國法治的傳統，讓其快速步入法治現代化的旅途。但與此同時，對於法治的精神內核的鑄造，對於人的價值尊嚴的重構，似乎也如同國産電影一樣，在美妙絕倫的技術崇拜下漸行漸遠。

　　諸如立法領域，有時過於關注利益分配的技術化處理，關注博弈機制的技術化打磨，各種干擾都進入立法者的技術操作之中，讓有的立法精神主旨不清，甚至偏離了立法本初的目的。立法的本質乃是分配正義。1959年國際法學家會議通過的《德里宣言》提出了三條法治原則，其中第一條就是：“根據法治原則，立法機關的職能就在於創設和維護得以使每個人保持人類尊嚴的各種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的立法實踐中，立法機關、政府部門、專家學者等，都學會了一套如何表達規範的知識、經驗、規則、方法和技巧，這讓法律規範的表達形式日臻完善；但立法的技術也可能會屏蔽正義的追求，讓人的尊嚴在立法過程中讓位於可操作性的技術處理。

　　又比如司法領域，法官有時會更關注案件的技術化審理，關注司法是否符合形勢政策的方向，關注如何讓當事人都儘量滿意。龐雜的技術考量可能讓司法在矯正正義時出現偏差，出現“和稀泥”式的司法過程。在刑事案件中，國家公訴機關也可能更關心對有罪的技術偵破，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保障尊嚴的原則讓位於技術的迷信。量刑也日益精密化，甚至發明出計算機量刑軟體，技術的專業化程度堪稱精湛，讓法官回到非人格化的“輸出判決書”階段。這樣固然能夠有效防止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但同時也可能犧牲掉能動的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對於尊嚴的價值追求。

　　還比如法律教育領域，在司法考試的指揮棒指引下，法學院的學生更關心法條式的技術能力，而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培育。法學本是公正善良之藝術，但法學院培養出的多是眼中只看得見法條的法匠，而不是對正義、尊嚴的追求者。法律正在成為一些人的謀生手段，律師的辯護技巧日益精湛，相反一些人的職業道德和對公平正義的信守卻在反方向銳減。

　　回到《2032》，影片和照片都是看上去最簡單的黑白。所有的色彩都沒了，觀眾只會留意人，只會留意人的眼睛，從顏色的起始到結束，純凈、有力、平等。在走向法治崛起的過程中，我們或許也要像檢討電影迷途一樣，對技術的作用作出審慎的判斷與反思。任何時候，技術都無法取代尊嚴，如果法治的構建過度依賴技術，就可能忽視在技術發揮作用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人的重要性，而這恰是現代法治維護人類普遍的尊嚴所否棄的。“我儘量不玩花的，就一盞燈照過去，好像他們推開窗戶照到陽光一樣。”對法治的期待而言，這種拍攝手法何嘗不是一種寶貴的建構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