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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夢旭人民日報社國際部國際評論編輯室編輯
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將於9月4日至5日在浙江杭州舉行。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世界各國對G20杭州峰會充滿期待,企盼中國為當前復蘇孱弱的世界經濟開出新藥方。
作為一個誕生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當中的國際經濟治理平臺,G20機制在誕生之初就被人們寄予厚望。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上,這一機制即被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標誌著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取得重要進展。
與此同時,七國集團(G7)作為世界曾經的“政治局”,如今越來越風光不再。5月份在日本仙臺市閉幕的G7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西方7國就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途徑産生重大分歧——日本&&主張擴張財政開支,英國和德國主張更加緊縮的政策。最終各方分歧難彌,只是泛泛指出各國將根據自身情況來進行判斷。
G7在其老本行世界經濟領域尚未取得一致,卻總想“跑偏”,攪合一下本就異常複雜的國際政治話題。如在本次G7日本伊勢志摩峰會上,通過的首腦宣言竟然煞有介事地對東海和南海的情況表示關切。什麼都想管,卻什麼也管不好,最終不得不借助G20這個新型的、富有活力的機制來解決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緊迫問題,這不得不説是G7的悲哀和走入歷史終結期的無奈。而背後的根本原因,則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當前的世界,正面臨500年未有之大變局。G7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比重已從1992年的68%降至2015年的47%,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缺位,更凸顯了G7作為一個過時的“老男孩俱樂部”的特徵。而有了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加入的G20,成員組成更為廣泛,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成員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的85%,貿易總額佔世界貿易的75%,人口總數佔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看看G7成員國內部,如今已被一系列棘手事務弄得焦頭爛額。美國國內正面臨著自越戰以來最為嚴峻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政治極化令兩黨幾乎在所有內政外交問題上陷入分裂,國內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反建制主義等各種極端思潮橫行,這也才使得特朗普這樣一個之前連想都不敢想的人士,竟然能贏得共和黨總統提名;歐洲的問題更加嚴峻和緊迫,西方國家親手締造的中東亂局,如今讓歐洲人感到了切身之痛,中東難民潮水般的涌入給歐洲帶來嚴峻的社會矛盾,長期的高福利政策讓歐洲國家財政難以為繼續,英國脫歐給歐洲一體化帶來傾覆的危險;靠三支箭起家的安倍經濟學,未能解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病根,安倍政權不得已只能在“正常國家化”上大做文章、賺取民意,攪動亞洲局勢朝著多變和不安的方向發展。
反觀中國,儘管進入了經濟新常態,但是依然以6.5%—7%的中高度來增長。中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三分之一。世界上200個左右的經濟體,中國是其中120多個經濟體的最大貿易夥伴。這樣的持重角色,超過了任何一個G7成員國。面臨世界經濟復蘇困境,中國開出的藥方不是某些玄之又玄的財金政策,而是聚焦世界經濟問題的最本源,提出通過結構性改革尋找全球經濟治理的“藥方”。中國方案既有説服力,又有行動力。一方面中國國內正在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此做出了&&示範;另一方面,中國這幾年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倡導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不斷推進與有關國家的産能合作和發展戰略對接。中國方案,既有幹貨又有內容。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網站也刊文稱,中國在2016年接任G20主席國是一個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開端,為全球治理和解決大國關係問題搭建了橋梁。從根本上説,G20將為主要大國如何處理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定調。
二十國集團脫胎于七國集團,當七國集團認識到自身無法解決世界經濟的所有問題,而于1999年倡議成立了二十國集團。這種轉變的背後,反應的正是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和西方世界的衰敗。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 福山,面對冷戰後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不得不放棄以往高高在上的優越感,2014年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細剖美國政治制度諸多流弊,結尾感嘆西方世界改革無望、“死路一條”。從G7到G20,以西方為中心的舊世界秩序正在終結,發展中國家集體崛起和多極化世界圖景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