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有關報道稱，日前美國已正式發佈《網絡空間身份信任國家戰略》，全面系統地提出了“網絡空間可信任身份生態系統”的戰略構想，通過建立“身份生態系統”，實施“網絡實名制”；英國卡梅倫政府已批准向議會提交互聯網監管法規草案，該草案將允許政府部門嚴格監管互聯網，允許情報部門依法監聽電話，了解短信和電子郵件的內容，並要求互聯網公司向政府通訊總部通報用戶使用網絡的詳細情況；澳大利亞政府擬開發互聯網過濾器，屏蔽政府認為有爭議或有損國家安全的網頁。那麼，一貫標榜和鼓吹“網絡自由”的西方國家，為何在近期均轉向高度重視網絡管控?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西方國家已認識到信息傳播的即時性、便利性、多向性使網絡成為社會動蕩的重要推手。在倫敦騷亂中，黑莓手機及推特、臉譜等社交網站成為串聯利器；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通過推特等建立聯絡；西班牙、希臘、法國等國民眾通過網絡組織的示威遊行規模之大，令政府始料未及。西方國家認識到網絡自由是把“雙刃劍”，對社會穩定具有負面作用。

　　其次，網絡技術發展給西方國家的政府社會管理能力帶來挑戰。與一般依靠政府投入和科研機構、企業的高科技發展途徑不同，網絡技術具有門檻低、分佈廣、更新快等特點。網絡技術不斷改變人們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也造成了大量灰色地帶，刺激了犯罪活動。據報道，由於罪犯採取更高級的技術，2009年美國網絡詐騙造成的損失比2008年增長1倍。許多西方國家對於谷歌、臉譜等公司涉嫌侵犯公民隱私權感到擔憂，並對其業務進行部分限制。

　　第三，以網絡文化為內核的社會思潮和運動也對西方國家的傳統政治格局造成了衝擊。近年來，發源於瑞典的“海盜黨”運動不斷壯大，其核心訴求是廢除知識産權制度，實現網絡資源的自由共享。德國“海盜黨”在地方選舉不斷獲勝，影響力已超過綠黨，正日益侵蝕傳統政黨的社會基礎。“海盜黨”的主張給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帶來挑戰，有可能嚴重影響其創新能力和競爭力，迫使政府不得不作出回應。

　　總之，隨著網絡行為對西方國家國內問題影響加大，西方國家對待網絡的態度不得不從以放任為主轉向尋求自由與管控的平衡，從對外施力為主變為兼顧內部治理。西方國家加強網絡監控的舉措揭穿了其在網絡自由問題上的偽善形象，使其借網絡問題輸出價值觀、干涉別國內政的企圖受到一定牽制。同時要看到，西方國家不會放棄爭奪網絡問題國際主導權的既定政策，仍將內外並舉，在“紮緊自家籬笆”的同時，繼續把網絡自由和網絡安全作為對外戰略的兩隻重拳，力圖維護其在網絡時代的全面優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