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和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在人民網聯合進行了“中國幸福城市評價體系課題”和中國幸福城市排名的發佈。

　　編者按：近日中央電視臺《走基層百姓心聲》對於基層民眾“你幸福嗎？”的調查採訪使“幸福”成了媒體的熱門詞彙，引發當代中國人對幸福的深入思考。“你幸福嗎？”一個簡單的問句背後蘊含著一個普通中國人對於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自然環境等方方面面的感受和體會。最近，關於“幸福感”和“幸福指數”的調查和排名層出不窮，這些調查或來自官方、或來自學界、或來自企業，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那就是當代的中國人。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大為提高，伴隨而來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變遷對當代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幸福觀的形成産生了重大影響，中國人産生了新的選擇困惑和幸福困惑；當前世界各國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越來越將注意力轉向國民幸福問題，中國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也不斷加強，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曾經指出“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將提升國民的幸福感作為一項涉及民生的重要工作。今天重提中國人的幸福觀，既是時代發展的新要求，也是黨和政府關注民生的新表現。

　　日前，由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和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當代中國人幸福觀研討會在清華大學召開，探討當代中國人幸福觀的特點、變遷、影響因素及社會意義，為中國國民幸福體系的建設和實現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意見。

　　政府為啥關注幸福感

　　彭凱平（清華大學心理學系主任、教授，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心理學系終身教授）：

　　提升國民的幸福感應該是中國政府一個比較新的發展理念，這個理念以前提得很少，但從2007年開始不斷見諸我們國家的一些大政方針以及政策工作報告。政府和社會對這個方面的認識越來越多，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它不光是一個民生建設和政策的問題，也涉及到文化、心理、法制、制度等各個方面。這個問題應該是我們社會現在面臨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也是政府越來越關心的一個問題。

　　我們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現象、新問題，影響到中國人民的幸福感，這個問題不是體制的問題，也不是我們中國人獨有的問題，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問題。這個規律有人稱之為現代化的問題。現代化除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還有心理問題，也叫“3000美金的心理閾限”——這是美國經濟學家在上世紀40年代提出的。“3000美金”就是一個現代化的標誌，我們中國進入現代化是2008年，正好人均GDP是3400美金，美國是1962年進入的，英國是1968年，法國是1972年。

　　現代化問題出現的第一個標誌是心理問題取代心血管疾病成為健康第一大殺手；第二個標誌是社會身份認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以前是衣食住行的小康水平的問題，在到了3000美金以後國家開始關注“我是誰”這樣的身份問題，緊跟身份問題之後，民族衝突和宗教衝突就會顯現，國家間的競爭、國際人心的變化就會出來。美國在二十世紀60年代開始發生，大概花了15年的時間才把這個社會的心態變得理性和諧，中國也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在美國，1960年肯尼迪當選總統，恰逢現代化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他成為第一個邀請心理學家做國策顧問的美國總統，而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有29位心理學家顧問。所以利用心理科學來管理國家是美國總統的治國秘密，這是時代週刊2009年4月2日揭露出來的一個事實。但是我們國家只請一些經濟學家做顧問，這就是有偏差的地方。

　　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不竭動力，我國近年來一直提倡創新理念。而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在積極幸福的情況下才更易發揮創新思想，有積極幸福心緒的人才更有創意和思路，所以創新和幸福是未來政府發展的兩個重要的智囊。我們中國下一步發展只能走幸福和創新的路，沒有別的路可走，這是幾十年現代化國家發展路徑指出來的基本方向。

　　單純GDP帶不來幸福感

　　李義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民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2007年4月27日《人民日報》上有一篇文章，叫《幸福的經濟學分析》，裏面有一段話：“幸福是一種主觀評價。經濟發展能夠提升人們的幸福感，這種感覺來自充足的食品、清潔的用水、快捷的交通、便利的通信、多彩的生活等等。一般來説，發展比不發展帶給人們的幸福感要更強一些。然而，面對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現實，為什麼還有人不滿意，甚至出現‘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的現象呢？從經濟學角度看，産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經濟發展雖然能提升人們的幸福感，但經濟發展對幸福的貢獻卻是邊際效用遞減的，即最初的經濟發展帶給人們的幸福感較強，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它所帶來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個人收入的增加，人們會有新的期待，那麼，繼續發展經濟能解決人們幸福感降低的問題嗎？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但不能完全解決。因為人們追求的目標不是單一的，除了物質財富，人們還追求實現自我價值、獲得社會聲譽、提升社會地位等非物質目標。擁有物質財富不等於實現了社會地位等非物質目標。如果這些非物質追求不能得到滿足，人們就會感到失望，幸福感就會降低。

　　另外，對人們幸福感影響最大的不是絕對收入水平和地位，而是一個人與別人特別是與熟人朋友相比的相對收入水平和地位。這就是説，即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於提高的幅度不一樣，提高幅度較小的人會感到不公平、不幸福。這些現象或問題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比較容易發生的。那麼，解決的途徑在哪呢？首先，要認識到生産目的到底是什麼。在一些地方，很多項目都是片面追求GDP。單純追求GDP早就受到了人們的譴責。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斯寫過《經濟學和公共目標》，他認為經濟發展忽視了人們的公共目標，忽視了人們的幸福，轉向了專門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他説，無論如何不能妨礙經濟增長成了一把保護傘，導致了許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對經濟增長數字的關心超過了對人的關心，對物的追求超過了對人本身的關注，這種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現象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後果。雖然有些地方GDP增加了，但很多GDP是沒有效率的GDP，很多就業是沒有效益的就業，因為這個企業的産品賣不出去，在這裡工作的越多損失就越大。我們應當堅持社會主義的生産目的，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其次，還要注意經濟發展和社會事業的失衡。片面追求增長速度的結果是社會保障跟不上，教育醫療跟不上，人們缺少安全感，沒有穩定的保障，幸福感會大大降低。因此，提升國民幸福感需要政府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

　　從幸福中國到幸福國際

　　王輝耀（歐美同學會副會長、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據了解，現在中國已經有20多個地方政府在談幸福，比如現在廣州提出要打造幸福廣東，江陰也説要打造幸福江陰。但是很多地方的幸福建設還是GDP的建設，停留在建了多少硬體，建了多少活動中心等。實際上，建設中國人的幸福觀是個軟體的建設，是個觀念的更新，是個價值觀的新革命。

　　越來越多的人衣食無憂，住房良好，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為什麼很多人感覺不幸福，或者説很多人不幸福，這值得我們思考研究，也是對學術界、政府包括給産業提出的問題。

　　能不能提出一個建設幸福中國的概念，原來《東方紅》裏就有“他為人民謀幸福”，幸福這個事也不是一個新的東西，但為什麼要重提建設幸福中國？第一，這比説建設第二大經濟強國，更貼近老百姓的思維；第二，提如何建設中國的幸福觀，這樣能把它跟老百姓的生活聯絡得更密切；第三，這樣能夠在政府官員的考核裏淡化GDP導向的考核，加一條人民幸福考核導向，可以作為一個官員的價值取向；第四，有了幸福中國，就能夠推廣成幸福國際。當今國際出現的金融危機表明世界各國是在一條船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不可能出現別人經濟不好我們受益，這已經不是零和遊戲的時代。在我們價值觀的建設上，包括國際化的角度上，能不能提出打造幸福國際社會，儘量減少國際問題，比如非洲問題、中東問題，從一個更高的戰略上提出中國的思維理念。我們奧運會的理念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那為什麼不能打造一個幸福國際？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