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嵩攝

　　□ 一個良好的對話氛圍，需要培育；記者和教授或者文化人之間，要有一個默契，彼此都守住職業的邊界。

　　□ 大學靠民眾的稅收支持，尤其像北大、清華等名校，如何花錢，是否有效率，更需嚴加監督。

　　□ 當今中國，職業精神的剝落已是不爭的事實。官員讀博，學生打工，教授走穴，老闆講課，好像是“全面發展”，實際上每個人都“生活在別處”，沒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

　　提醒

　　大學和傳媒不能一團和氣，應該彼此監督

　　當今的中國人，見了面總習慣説“拜託拜託，關鍵時刻拉兄弟一把”，聽起來像走江湖的。這種習氣在大學和傳媒之間或多或少也存在著。

　　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這些年來時有高校校長論文抄襲的醜聞，這可是中國大學的恥辱，本應刨根究底，但最後都不了了之。現在的中國大學，尤其是名校，公關能力都很強，有時候媒體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想追也追不下去。我有些擔心，某些中國人是否已經喪失了“自我清潔”的精神和能力？

　　説實話，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體制上高校改革不能令人滿意。工廠企業在改，政府部門在改，相比之下，大學“安靜”了許多。因此，為了推動改革進程，在大學的自我反省之外，媒體有責任代表公眾監督大學。因為，大學是靠民眾的稅收支持的，尤其像北大、清華等名校，他們集萬千寵愛于一身，如何花錢，是否有效率，更需嚴加監督。

　　之所以這麼説，因為形勢很嚴峻。當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長，第一件事就是辭退在大學兼職的官員。在蔡先生看來，這群官員雖給學生將來的求職帶來了便利，但專心治學的風氣也會因為旁騖太多而敗壞。如今，邀請官員兼職的潮流折射出中國大學的特點——不講原則、缺少精神、沒有尊嚴。對於這種價值取向及其可能産生的嚴重後果，媒體應有所洞察，發揮監察器和糾偏器的功用。

　　而大學對於媒體的監督，也是有例可循。以北大中文系為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現代漢語課專門找《人民日報》的病句，而且，過一段時間就整理一份給報社送去。

　　當然，如今媒體的問題，不僅僅是出在遣詞造句上，更嚴重的是新聞理念的扭曲。最近幾年，我不時受到媒體“標題黨”的困擾。不久前我發表了一篇題為《如何建立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的文章，結果經網絡媒體“潤色”之後，題目變得有些“刀光劍影”了——《中國大學唯哈佛劍橋馬首是瞻 誤盡蒼生》。

　　有些媒體還有一種心態，那便是刻意逢迎。須知新聞報道也是文章，也必須有自家立場。問題在於，目前不少媒體人只是把報道當作信息，還摻雜著媚上的情愫，不免讓人有些遺憾。

　　既然如此，大學與傳媒應該互相監督。

　　病因

　　因為缺失職業精神，很多人的“主業”冷冷清清，“副業”熱火朝天　　

　　很多人都在探究，中國的大學和傳媒，因何得病。對此，眾説紛紜。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職業精神的缺失。

　　這20多年來，我明顯感覺到，記者的素養在下降。上世紀80年代的記者，採訪時很認真，報道也像樣，直接就可以入集。到了上世紀90年代，也還算是敬業。現在不行了，記者的採訪稿，我一定要認真審核，改得花花綠綠的。很多時候，乾脆將“採訪”變成了“筆談”，大家都輕鬆。去年遇到最離譜的事，我花了一晚上改記者的稿子，結果見報時還是原樣，我的意見一個字也沒有採納。

　　一個良好的對話氛圍，需要培育；記者和教授或者文化人之間，要有一個默契，彼此都守住職業的邊界。但現實狀態是，職業素養正在銷蝕。當然，這並不只存在於傳媒人或者教授的群體中，整個社會似乎陷入了一種錯位。

　　不説“俗事”，就説“雅事”吧。最近這些天，媒體在炒作北大一位保安出書，校長還為其作序。報道説他憑自學進了北大中文系，那不對，我們沒有這個制度；他念的是北大的成人教育學院。據説北大保安不到500人，每年有近20人考取學位。很多人都對這則新聞動容，認為這是北大的“雅事”。但細想一下，如果保安進北大，就是為了聽課、學習，在值勤的時候老打瞌睡，是不是也有些欠妥？香港同仁對此事的看法是：讀書當然是好事，可你要讀書，就請辭職。我身邊的人則認為，人家保安讀書不容易，服務不到位，情有可原，咱們就忍忍吧。

　　順著這個思路走下去，當今中國，官員讀博，學生打工，教授走穴，老闆講課，好像是“全面發展”，實際上每個人都“生活在別處”，沒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

　　“職業精神”在中國社會的嚴重剝落，已經掣肘了大學的教育及學術水準。我接觸到的外國學者，普遍比中國教授敬業。日本京都大學的一位教授，教了20多年的“初級漢語”，從沒有因公事或私事停過一次課。我請他來中國開會或講學，都是來去匆忙，講完就走。我們勸他，不是什麼大不了的課，何必如此折騰。他説，老師需要維護自己的尊嚴，做學生的榜樣。

　　不管是教授還是記者，或者是社會上其他人群，都需要維護自己職業的尊嚴，並建立職業精神。你可以有職業之外更高的追求，但不應該因此而“不敬業”。我們所有的“對話”，都應在堅持主業的前提下進行。我擔憂的是，今日中國，無論時間安排還是工作報酬，很多人都是“主業”冷冷清清，“副業”熱火朝天。

　　求解

　　無論大學還是媒體，都應該多些理想主義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玄同先生有一句十分憤激的話：40歲以上的人都該槍斃。為什麼？因為人到中年，容易趨於保守，而且懶惰、自私，阻礙社會進步。但是，我很傷心地發現，現在的不少年輕人，比年長的還保守、還世故。有的學生竟説：“老師，你太天真了。”反而是不少七八十歲的人，很激動、很憤怒、很有反抗精神。

　　這是多麼畸形的社會現象，七八十歲的人扛起理想主義的旗幟，五六十歲的人還在堅持奮鬥，年輕人卻成天宣揚“別太天真”。曾經有人向我抱怨，北大學生不懂人情世故。而我恰好認為，不太世故，正是北大學生可愛、或者説值得驕傲之處。如果北大學生一個個還沒畢業就都像小官僚，這社會還有希望嗎？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大學的這種價值取向，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中國人選擇上大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謀份職業。他們對於專業好壞的判斷標準，就是畢業後的薪酬。所以，中國大學裏憑個人興趣讀書的不太多。在歐美發達國家，求學和求職是兩回事，求學更多講求個人興趣，大學讀什麼專業，和將來要從事的工作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説得不好聽，今天很多中國大學的自我定位，近乎職業培訓學校。這也就難怪，“象牙塔”變得如此躁動不安。

　　當然，這個社會的許多不良傾向，並不是憑一人之力、一己之言就可以解決的。但是作為大學或傳媒、教授或記者，起碼我們應該多一點理想主義，多幾分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