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實驗室再一次發生安全事故。

　　上周，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化學樓內甲醛反應釜發生泄漏，從化學樓到靠近該校北門的路邊瀰漫著一股刺鼻的氣味，上百名師生緊急疏散。事發後，據當地媒體報道，未發現有人員傷亡。

　　南京大學的師生是幸運的。在1年多以前的東北農業大學實驗室感染事件中，28名師生被發現感染布魯氏菌病——一種與甲型H1N1流感、艾滋病、炭疽病等20余種傳染病並列的乙類傳染病。至今，不少實驗室還時不時提起該事件，作宣講教材引以為戒。

　　高校實驗室是科學研究的根據地，本來就充滿著各種未知的風險，這一點無法避免。但近些年暴露在公眾視野下的，不僅有科學實驗中“量杯碎，試管炸”的小事件，更有類似有毒氣體泄漏的大事故，以至於有化學專業學生在高校BBS上將實驗室裏的研究生比作煤礦下的民工。這種説法當然有些誇張，但安全事故頻發，還是有必要探討其背後的原因，畢竟這關係著廣大師生的人身安全。

　　實驗室事故多源於科研人員的粗心大意

　　有關此次南京大學甲醛泄漏事故，校方尚未公佈具體原因。但據當地媒體報道，事發時，一名教師正在實驗室裏做實驗，期間出去了一段時間，甲醛也是在這個“空檔”泄漏的。按照實驗的規範要求，師生在做實驗時，不得中途離開，事故發生是否與此有關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

　　近幾年，高校實驗室發生事故的消息頻頻見諸報端，事故原因則如出一轍，皆是因為實驗人員的粗心大意。

　　2008年，上海有機所某博士生在使用過氧乙酸時，沒帶防護眼鏡，結果過氧乙酸濺到眼睛，致使雙眼受傷。同年，另一個博士生在使用三乙基鋁時，由於沒有帶防護手套，化學物品粘在手上也沒有用清水沖洗，結果左手皮膚嚴重腐蝕，以致植皮……

　　“河裏面淹死的多是那些會游泳的。”北京理工大學一位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不少實驗人員總抱著僥倖心理，認為不會出事。就在前兩天的一次試驗中，他自己在加熱溫度計時就鬧出了一個“小事故”。忘記關加熱套，結果溫度過高，超了溫度計的量程，“嘭”的一聲，溫度計裂開了，幸好沒有傷到人。

　　這位教授説，發表論文時要將重要試驗的操作過程都詳細地記錄下來，甚至將試劑的純化方法也要寫清楚，目的只有一個，保證他人在用作者的實驗方法做實驗時能夠在同一條件下進行。否則，不僅實驗結果的數據會有出入，還有可能導致事故的發生。

　　“實驗室出事多是人禍”的説法並非沒有依據。1951年、1965年、1976年，科學家Sulkin和Pike調查了5000多個生物實驗室，累計實驗室相關感染3921例。這項調查發現，低於20%的生物實驗室獲得性感染與已知的事故有關，80%的報告事例與實驗人員粗心大意地暴露于某些能傳播真菌和病毒的固體或液體顆粒有關。

　　曾令全社會恐慌的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曾一度傳出病毒源自實驗室洩露的説法。雖然並未得到證實，但在新加坡、台灣和北京，後來發生的三起實驗室感染非典事故，原因則都是工作人員未能嚴格執行生物安全管理與病原微生物標準操作，犯了不該犯的低級錯誤。

　　實驗室安全教育缺失

　　硬體上潛在的危險也需要重視，北京礦冶研究總院的吳春平博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安全預防中，“人防”和“技防”缺一不可。

　　以化學實驗室為例，人們通常認為，化學實驗室裏有氣味很正常，但在吳春平看來，如果實驗室裏的某種氣味過濃，便説明實驗室的通風系統不符合安全要求，人長期在裏面工作很容易患病。

　　據統計，2010年教育部直屬高校校舍面積缺額最多的就是實驗室實習場所及附屬用房，佔總缺額的26%，缺額面積近350萬平方米。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高教中心主任張男星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實驗室實習場所面積缺口最大，安全建設應納入大學章程，此外，要關注九項校捨得分類達標，尤其是實驗室實習場所達標以及科研用房的建設狀況。

　　最近，教育部等部門頒布的文件規定了包括實驗室實驗在內的高校實踐教學所佔比重，其中理工農醫類高校不得少於25%，高職高專不得少於50%。張男星説，“這對實驗室安全問題提出了更為重大的挑戰。”

　　那麼，如何才能降低實驗室安全事故的發生概率？

　　吳春平從事了10多年的爆破研究工作，在任何一次試驗中，如果他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和手裏的炸藥一起“灰飛煙滅”，因此，“按照操作規範進行實驗”成了他進實驗室的最大原則，其次就是“謹慎、謹慎再謹慎”。

　　但對於碩士、博士、博士後和技術員組成的一線科研人員來説，其安全防護知識往往局限于來自實驗室管理者的簡單傳授和自身操作實踐，“而且，後者還是常態。”吳春平説，學生自我摸索的過程，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時候。

　　比如，雷管上的兩根導線要連接在一起，如果分開了，很有可能産生靜電，雷管就會爆炸，吳春平告訴記者，這就相當於電燈泡的兩個電線之間一旦有了火花，燈泡便會亮。就是這麼簡單的原理，但如果在實驗中沒有老師的“第一次”提醒，仍會有學生在搬運雷管時，忽略掉如此致命的細節。

　　一項題為“某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專業學生對實驗室生物安全知識認知情況調查分析”的調查佐證了“安全教育的缺位”。這份調查顯示，在問及“您以前接受過實驗室生物安全知識教育嗎”問題時，僅20.3%的人回答接受過教育；而“認知率較低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學生獲取生物安全知識的途徑較少，尤其課堂灌輸幾乎沒有”。

　　一些實驗室管理制度成“樣子貨”，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通常來説，高校實驗室的墻壁上都會貼有“實驗室管理制度”或“實驗室安全管理制度”，但多流於形式。湖南某高校一名研究生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化學實驗室的實驗室管理制度一共有8個大項，合計280條細則，諸如儀器設備管理辦法、工作檔案制度等等，“看起來讓人眼花繚亂”。

　　如其中一條：學院通過教師學習、教研活動等途徑，提醒教師必須在理論教學中教會學生如何正確使用實驗設備，並教會學生在突發事故發生時如何自我保護、相互救援、安全撤離。這位研究生説，囿于沒有任何約束機制，教師很少主動向學生講解如何撤離實驗室，甚至他們自己也不清楚如何撤離，“看似把各方面都考慮在內的制度，卻是中看不中用的‘樣子貨’。”

　　更為重要的是，對一些實驗室安全的“檢查”流於形式。海洋地質學家、全國政協委員高抒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針對實驗室的檢查一般是定期檢查，而且由於會提前通知檢查時間，往往成了“一場綵排的遊戲”，領導一走，實驗室“很自覺地”馬虎起來，出事也在所難免。

　　“避免實驗室事故發生，要先填上高校管理的漏洞。”高抒説，不管是實驗人員個人的麻痹大意，還是他們對實驗室制度的置若罔聞，最終都必須通過管理水平的提高來規避。

　　而我國實驗室管理水平不高從實驗室管理人員的安排上就可見一斑。

　　在國外，有研發機構的大型企業，一般都有專門從事實驗室管理的員工，一個員工可以在這個崗位上工作幾十年。但在國內，實驗室裏更多的是教授、研究生的身影，卻很難看到專門的實驗室管理人員。“即便是有管理人員的，與國外的積極性比起來也是大相徑庭。”

　　高抒在德國訪問時發現，德國實驗室裏的儀器用了30年後還可以繼續使用，而國內的不少儀器用了七八年就到了頭。究其原因，就在於國內的維護不到位，“很多實驗室的管理人員對待‘後勤’工作比較糊弄。”

　　“吃大鍋飯，就沒有積極性。”高抒説，在德國，實驗室的管理人員是整個科研隊伍的成員之一，屬於支持人員，這意味著，其個人的利益和團隊整體的發展挂鉤在一起，科研實驗做的好，管理人員的腰包也會鼓起來。但在國內，實驗室的管理人員通常是歸校方或研究院所的後勤部門統一管理，作為科研隊伍的編外人員，他們自然不會全身心地投入到實驗室的工作中去。

　　一位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育部某重點實驗室副主任的教授道出了另外一個層面的因素。這位教授告訴記者，除了管理層面的問題之外，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當下以論文數量為主的評價體系使得科研人員“愈加浮躁”，不少人做實驗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論文需要的數據儘早趕出來，“趕速度出數據，最終趕出了事故。”這一點也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