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6月10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將《精神衛生法（草案）》（下稱《草案》）全文公佈，並公開向社會各界徵求意見。《精神衛生法》從1985年開始起草至今，其誕生週期基本重合於改革開放的歷史歷程，為什麼立法延宕26年之久？這與改革以來中國社會處於高速發展變化之下有著直接關係，在今天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之下，《草案》的公佈與徵求意見無疑有著耐人尋味的特殊意義。

　　我們是“精神疾病大國”？

　　2010年7月，一場圍繞“精神病”數量的爭論在國內爆發。據報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2009年初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在1億人以上。另有研究數據顯示，我國重性精神病患人數已超過1600萬。

　　這一系列數據在一些普通民眾看來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這些數字與他們的“常識”明顯不符：身邊13個人裏面就有一個是“精神病”？我們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中呢？隨之而來的不解和不安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聲浪，特別是在網絡之上一時各方激辯喧囂異常。然而似乎只有一點我們無可否認，中國人的“精神疾病”問題被尖銳地提了出來，以一種令人不願接受的方式。

　　時至今日，我們借《草案》徵求意見的時機，時候可以再度認真審視一下這個問題呢？

　　1996年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中島宏在第10屆世界精神病學大會開幕式上説：全世界共有15億人患有某種程度的精神紊亂和行為紊亂病症，但其中僅有50%的人承認自己患有這種疾病，而且只有1%的人接受了精神病治療。以世界總人口68億計，全球精神病患者平均約佔22%，比中國1億患者的比例8%高得多。世界衛生組織專家還斷言，從現在到21世紀中葉，沒有任何一種災難能像心理危機那樣給人們帶來持續而深刻的痛苦。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2009年初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在1億人以上，然而公眾對精神疾病的知曉率尚不足5成，就診率則更低。按照國際上衡量健康狀況的傷殘調整生命指標評價各類疾病的總負擔，精神疾患在我國疾病總負擔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過了心腦血管、呼吸系統及惡性腫瘤等疾患。各類精神問題約佔疾病總負擔的1/5，即佔全部疾病和外傷所致殘疾及勞動力喪失的1/5，預計到2020年，這一比率將升至1/4。

　　“我國精神障礙人群龐大，已經接近乙肝患者數字，它給患者本人、家庭和社會都帶來危害。”山西省衛生廳疾病預防控制處處長李貴在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説。

　　一項涵蓋中國12%成年人的大型調查顯示，成年人群精神障礙總現患率為17.5%。其中心境障礙為6.1%，焦慮障礙5.6%，物質濫用障礙5.9%。對於心境障礙和焦慮障礙，女性患病率高於男性；40歲及以上人群現患率高於40歲以下人群。男性患酒精使用障礙的風險是女性的38倍。農村居民重性抑鬱障礙、心境惡劣障礙和酒依賴的患病率高於城市居民。

　　不僅成人群體，兒童一樣面對嚴峻的形勢。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對北京一千八百多名家長近三年的跟蹤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當，造成孩子存在各種心理問題。

　　我國高校學生的心理障礙發生率已由1989年的佔總生病率的20.23%上升為1998年的27.03%；天津市對5萬名大學生所作的調查中，有心理障礙的佔16%以上。北京大學近十年來因心理疾病休、退學人數佔總休學、退學人數的1/3左右。杭州市科委從7所不同類型的學校抽取2961名大學生進行為期3年的跟蹤研究，發現有心理障礙的佔25.39%。

　　2002年我國首次開展的大規模自殺調查結果公佈，我國每年有28.7萬人死於自殺。在15至34歲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殺更是第一原因。中國也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總的自殺率為23／10萬，而國際平均自殺率僅為10／10萬，中國自殺率是國際平均數的2.3倍。

　　精神疾病基層防治現狀堪憂

　　精神疾患增加：門診“爆滿”

　　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門診量在山西省內屬於最大，據該院的精神衛生科統計，這裡每月入院治療患者高達2000人至3000人，每月新發病例約600余例。

　　“前來求診的患者可以用‘爆滿’一詞來形容。這説明公眾對醫學的求知意識正在逐步提高，也反映出精神障礙患者有急劇增多的趨勢。”中華醫學會精神病學分會全國青年委員、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精神衛生科專家徐勇在採訪中表示。

　　“我國精神障礙人群的發病率為15%，重性精神病患病率為1%。重性精神疾病在我國呈現高復發、高致殘、高自殺率等特點。”山西省精神衛生中心專家、太原市精神病醫院副院長葉鋒華認為。我國重性精神病患者已超過1600萬，致殘率高達60%，自殺率達30%。葉鋒華對半月談記者表示，重性精神疾病不僅僅是個體問題，已上升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公共衛生問題。

　　“近年來連續發生的幾起精神障礙患者殺童案件、大學生在校自殺、富士康連環跳樓事件等，已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李貴説，精神障礙患者肇事涉及社會治安，處理不好容易釀成群體事件。

　　防治面臨“三低”困境

　　有受訪專家分析，我國當前精神疾病防治體系薄弱，專業機構及人員嚴重匱乏。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統計，截至2005年底，全國精神疾病醫療機構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881張，註冊精神科醫師16383人。照此計算，全國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為每萬人1.04張；平均每10萬人中才有一位精神科醫師。

　　在一些專業機構就診人數居高不下的同時，基層精神疾病防治卻面臨低識別率、低就診率、低管理率的“三低”困境。徐勇告訴半月談記者：“保守估計，能來醫院看病的人只佔發病人群的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的發病人群，因財力和個人意識等原因沒有及時就診。”

　　“過去是病人有病，家人發現後被迫送到醫院進行治療，治好後回到家中，再無相關的隨訪追蹤。實際上，患者的康復率非常低。目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率不足3%，康復率更無從談起。”葉鋒華説，最近醫院收治了一名27歲的女性患者，症狀表現為不與人交流、打罵家人、肢體不勤等，被家人誤認為懶散，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

　　河北的一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多年來一直被家人鎖在籠子裏，吃喝拉撒都在裏面。患者沒有與朋友交往的權利，被親朋遺棄，非常悲慘和痛苦，造成更大的精神疾病。

　　“基層缺投入，更缺醫生。”徐勇説，精神疾病患者大多是慢性病，如果能早發現、早治療，完全可以痊癒，回歸社會和家庭。然而，目前精神衛生專科醫生嚴重不足，一些省份的縣級醫院尚未設立精神衛生科，鄉村醫生也沒有受過專業的培訓，不具備對重性精神疾病早期症狀的識別能力。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精神衛生專科醫院大多為市級以上的醫院，每所醫院僅有十多名醫生，需要分到各社區指導工作，常常處在疲於應對的狀態。

　　“縣級醫院應該能基本滿足病人的求診需求。如果這項工作在縣級醫院鋪不開，基層患者的識別率和就診率都難以提高。”徐勇説。

　　立法與投入：雙管齊下改變困局

　　據介紹，目前全國僅有4省市對加強精神疾病防治加以立法，其他省份尚為空白。“全國立法可能難度較大，可先從各省規章、辦法做起。”葉鋒華説。

　　在徐勇看來，做好免費救助，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畢竟很多病人能看好。”他説，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治療時間較長，如果復發3次以上，則需要終身服藥，僅靠患者本人承擔，壓力很大。精神疾病的防治，不僅要靠患者本人的家庭支出，更要靠整個社會來支撐。

　　除此之外，專家認為，立法的重點還在於加強各部門力量之間的整合協調。“醫生既要看病，還要做宣傳，需要時候還得協調組織各部門，擔負多重角色，很難把精力投入治療工作。”一位常年接訪患者的“心理醫生”，道出了很多同行的心聲。

　　各地經驗

　　針對僅2006年一年全省就發生肇事肇禍精神病人殺人、傷害案件百餘起的現實情況，江西省認識到，收治管控肇事肇禍精神病人這件事政府必須管，所需經費應由財政出。具體措施包括，一是摸排鑒定，按照“街不漏巷、鄉不漏村、村不漏戶”的要求，在全省範圍內對肇事肇禍精神病人開展全面排查摸底，做到情況明、底數清；二是集中收治，對經鑒定確認發生過肇事肇禍行為或有肇事肇禍傾向的精神病人，特別是對有過打人毀物，可能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産安全的精神病人，由公安機關集中送往精神病醫院治療，精神病醫院要無條件地收治；三是分類管控，確保肇事肇禍病患不脫管、不失控。

　　據統計，在相關措施出臺之後，江西省2007年精神病人肇事肇禍引發的刑事、治安案件比上年分別下降76%和53%。

　　在黑龍江，從今年3月起，黑龍江所有社區醫院和鄉鎮衛生院等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都將免費為全體居民提供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服務，包括定期隨訪、監督服藥等。

　　黑龍江省將建立健全由各地市主管領導任組長，衛生、民政、公安、司法、教育、社保、財政以及殘聯等部門和團體組成的精神衛生工作領導小組，統籌安排精神疾病患者治療、康復、就業、收養和福利待遇等問題。

　　在湖北，將很快開展對全省80萬重性精神病患者的調查評估，加強治療管理，對可能危害他人、社會的患者給予免費治療。

　　吉林省長春市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自2004年起，長春市政府就針對重症貧困精神病人實施了免費送藥、免費住院治療的專項救助，近兩年又針對精神病人治療、康復、託管方面加大了力度，僅去年就有855名重症患者得到免費住院治療。

　　同時，作為對公共服務能力的補充，長春市調動社會力量興辦從事精神病人康復、託管服務的殘疾人社會福利機構，提高了貧困重症精神病患者託管能力。

　　2009年，長春市通過市和縣(市)區政府安排專項資金、爭取上級補助資金、醫保和新農合支付醫療費等渠道，累計投入到貧困重症精神病人康復救助方面的資金達到1200多萬元。市政府還要求每個城區每年要有不少於20萬元的投入。

　　通過加強康復託管救助、提高公立精神病醫院康復託管能力以及扶持殘疾人社會福利機構發展等舉措，為貧困精神病人及其家屬建立了保障體系。近幾年，長春市精神病人肇事惡性案件明顯下降，基本消除了這類殘疾人居家關鎖、流落街頭的現象。

　　一些已經出臺精神衛生條例的城市，也從各個方面對精神疾病患者予以幫助和保護。

　　例如，《杭州市精神衛生條例》規定，精神疾病患者在發病期間給他人造成人身傷害和財産損失其本人及監護人均無力承擔賠償責任的，受害人可以向市、區縣人民政府申請適當補助。

　　《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對精神疾病患者權益的保護作出了規定，禁止歧視、侮辱、虐待、遺棄精神病患者；禁止非法限制精神疾病患者的人身自由；未經本人或其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公開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屬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等。

　　精神疾病防治在轉型期的中國有著特殊的意義。“社會心態”層面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如何妥善處理使之不會發展到精神疾病層面？如何正確認識和看待精神疾病和患者，而非以往談“精神病”而色變？如何利用好《精神衛生法（草案）》徵求意見的契機構建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使精神疾患可以獲得妥善救治、使正常人免受“被精神病”的悲慘命運？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坦然正視，並切實落力解決。（半月談網綜合《半月談內部版》《人民日報》、新華社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