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陳垣:大匠示人以規矩不為乾嘉作殿軍(組圖)

陳垣故居

1960年9月,陳垣在勵耘書屋院內勞動。

1924年與北大國學門同仁。

1937年與胡適。

1970年和啟功。

　　早在20世紀20年代,陳垣就贏得了世界性聲譽。當時他與王國維齊名,王國維去世以後,他又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認為,只有陳垣與王國維才稱得上“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傅斯年説過“靜庵先生(指王國維)馳譽海東于前,(陳垣)先生鷹揚河朔于後。”日本漢學權威桑原騭藏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出版後,很快發表評論,稱陳垣是現在中國歷史學者中“猶為有價值之學者”。而陳寅恪的學生戴家祥回憶:陳師和我在校散步時,自稱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靜庵(王國維)先生,其次是陳垣。

　　他自學成才的經歷於今已成傳奇,他的苦學博學、教育實踐對今天有何啟示?南方日報為此專訪了陳垣長孫、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智超先生和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先生。

　　真正把宗教當作歷史文化來研究,是從陳垣開始

　　南方日報:陳垣在國際漢學界為什麼能夠得到這麼高的評價?概括地説,他最大的學術成就是什麼?

　　陳智超:陳垣在史學上有3個方面的成就:元史、宗教史和歷史文獻學。

　　中國史學雖然發達,但是嚴格意義來説沒有宗教史。之前佛教史、道教史都有,但都是從“衛道”的目的出發,對其他宗教採取攻擊的態度。真正把宗教當作歷史、文化現象來研究,是從陳垣開始。他對現在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有中國道教等等,都有研究。別人沒有他這麼寬廣的視野。另外在他看來,宗教史也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史。元史方面,不論他對元史的基本資料《元典章》、《元秘史》,還是對元代的整個評價,一直影響到現在。他還把歷史文獻學的校勘、避諱、年代、目錄學等,都提升到一個很高的高度。過去校勘從漢朝就開始了,但是把前人和自己校勘經驗總結上升到規律性高度,只有他做到了。現在的人都遵循他的基本方法。避諱也是一樣。他不僅研究各個朝代避什麼諱,還根據避諱反過來鑒別一個文獻的年代。這就是比別人高明的地方。所以我們説陳垣,不僅是他的精神可以給後人啟發,他的成果也一直可以為後人所利用。

　　周少川:伯希和對一個學者的評價標準首先是看這個學者有沒有對舊學有深厚的根基,全面的把握,而陳垣先生對傳統史學有著深度全面的繼承；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初葉中國史學有很多新的發現,包括地上文獻和地下文物的雙重發現,如甲骨文、漢簡、敦煌史料等發現即為中國史學開闢了新的天地。陳垣先生當時能夠在繼承舊學的情況下在新史學的前沿陣地與外國學者爭雄,因此征服了伯希和。

　　花大價錢買清人手稿,研究其修改過程

　　南方日報:陳垣深得清代樸學之三味,而史家邵循正在悼念陳垣的輓聯中評價其“不為乾嘉作殿軍”。陳垣在治史時,是如何超越乾嘉學派的?又是如何實現傳統史料與新史學的嫁接的?

　　陳智超:祖父在給我叔叔的信中寫的一句話,我認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隻身體少病而已,近20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

　　周少川:乾嘉學派的考據手段比較零散,如運用文字、音韻、訓詁、以及校勘學、目錄學、年代學、避諱學等方法,但在乾嘉時並沒有形成系統的專學。陳先生用近代的科學方法將零散的考據手段加以總結,形成具有法則和範例,可供後人傳習和發展的專學。如校勘學,清朝對校勘的説法有很多,陳垣總結為“校勘四法”,使校勘學有一個比較科學的法則和體系,直到如今仍然沿用不衰。概括地説,陳先生繼承乾嘉學派的方法,又使其上升成為專學。

　　陳先生充分把握傳統史料,同時開闢新的史料範圍,運用很多新發掘的材料如明清檔案和敦煌經卷,甚至一些為人習見而不知利用的材料,如地方誌、碑刻、楹聯等等。陳垣先生的考據,能夠通過考證貫通史實,説明不同歷史現象內在的聯絡。如果説以前的史學多是一個問題零散的考證,那麼陳先生則將這些考證串聯起來以對歷史做出全面的解釋。陳寅恪評價其“分析與綜合二者極具功力”,意指陳垣先生不是簡單的考證而是將考證結果加以貫通和綜合分析,以解決一些歷史問題。

　　南方日報:和很多學術大師不同的是,陳垣是自學成才,他治學的門徑對今天的學子有何啟發?他曾10年如一日埋首《四庫全書》,這對今天日益浮躁的學界又有何借鑒?

　　陳智超:當時陳垣的地位已經相當高,他能這麼堅持地埋首《四庫全書》,難能可貴。但是對於他這個人的性格特點和治學態度來説,又是最正常不過的。對一個學者來説,不應該把知名度看成一個目的。像現在有抄襲、假學歷的現象,因為規定一定要博士文憑,一定要在什麼刊物上發表多少文章,所以滋生出學術腐敗、欺詐等怪現狀。傅斯年對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青年人説,好好讀3年書,不要急著寫文章。現在做得到嗎?3年不寫文章怎麼辦?肯定被踢出去了!

　　周少川:第一,陳垣先生自言:“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恒。”第二,他提倡“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強調寫文章不要嘩眾取寵,而是建立在堅實的材料基礎之上,提出蒐集材料要“竭澤而漁”。第三是他要求“不説閒話、力求創新”。看到很多論文空話太多,於是就特別反對這樣的文風,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裏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説或少説。”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教子“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第四,陳垣強調謙虛謹慎精益求精。他自己曾經花大價錢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是怎樣做學問的。而且做完文章都喜歡拿給朋友看,胡適,陳寅恪等學者都是他的朋友。他拿文稿給不同水平的人看,認為給水平高的人看受教益,給水平低的人看則有新知。且“文章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精益求精。於今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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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中山大學的學生,經常從陳序經先生故居前走過,看著小小的紅樓遮隱在綠樹之中,真的感慨其曲折而又瑰麗的一生。

　　———天涯網友“迷途人mm”

　　我不懂全盤西化是好是壞,對我們民族來説是福是禍。但是我知道,一個民族如果容不下不同的思潮、不同的聲音,那麼將是一片思想的死海。———天涯網友“風雅宋”

　　意猶未盡的讀者,請到南方報網(www.nfdaily.cn)和天涯社區(www.tianya.cn)參與討論,本報下期報道將摘錄網友精彩言論。

　　陳垣不是純學院式學者,但不能跟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劃等號

　　南方日報:陳垣解放前任輔仁大學校長,解放後又長期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一生樹人無數,桃林芬芳。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他一直堅持上課,從不遲到和請假,破格錄用啟功這樣學歷不高的老師……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個不可複製的經典形象。同時陳氏一門三代,自陳垣至陳樂素至陳智超,皆為良史。能不能談一下他在教育方面的獨到之處?

　　陳智超:陳垣先生作為一個大史學家,了解的人較多；作為一個大教育家,大家了解認識得還不夠。當過幾十年老師的人不少,這個基礎上,他有科學的教學理念。他對學生一方面嚴格要求,一方面以鼓勵為主,身體力行。他培養出的很多學生成了各個領域的&&人,比如上世紀50、60年代,一些全國知名大學的歷史系主任都是他的學生。啟功雖然沒聽過他的課,但耳提面命,受他的影響很大。他在課程上很多創新,有幾門課程是他開創,一直延續到現在。值得一提的是,他開了大一國文課。當時在輔仁,不論文理科,一年級學生都要學習這個課,有時是他自己親自教課,也選拔了一批優秀的中青年老師來教,比如啟功和周祖謨等等。現在的大學很重視英文課,但哪一個開了國文課?又有哪一個大學校長親自教這門課?

　　周少川:陳垣先生很重視學生能力的培養,在中小學教書時就帶學生採集標本,在醫學院教課也特別重視解剖課的教學。在教授歷史學時,特別重視史源學的學習,專設史源學實習課指導學生。

　　陳垣先生非常重視教師的教育,認為“沒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他把教育業當做自己的事業來做,非常投入,曾寫詩云“芬芳桃李人間盛,慰我平生種樹心”。

　　南方日報:陳垣被毛澤東譽為“我們的國寶”,他的史學貢獻有目共睹,但我們也知道,他在早年曾經做過報人,並且和他同時代的不少學者也曾經做過報人,如梁啟超等。反觀當下,也有不少“公共知識分子”頻頻在報紙上發言。請問二者有何區別?您如何評價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

　　陳智超:梁熱心於政治,他是個天才,精力旺盛,在政治方面確實有所作為,學術上也有很多成就。“新史學”就是1902年他提出來的。陳垣不是純學院式學者。不過他們跟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都不能劃等號。普及歷史知識很重要,當年有個大學教授叫黎東方,抗戰時期講三國很出名,要賣門票的。後來他去了台灣,前幾年才去世。他當時講歷史的稿子出了書。這也是一種形式。不能要求每個學者都是一樣的。但若是為出名而嘩眾取寵甚至歪曲歷史,當然不可取。既然講歷史,就不能超過一個底線,迎合聽眾低級趣味。這個底線就是基本的歷史事實。

　　周少川:陳垣先生從1917年寫《元也裏可溫教考》開始做歷史研究。事實上,他同梁啟超一樣不僅僅是學者,也是社會活動家。解放前他在清理故宮、保存國家文物、典籍等方面為公眾做了很多事情。解放後又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作出許多貢獻,他既是學者又是社會活動家。儒家有“退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之説,西方則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良心,學者如果能夠在做好學問的基礎上發揚人文精神,關心社會現實、民生疾苦,這些都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

　　史觀陳寅恪,史法援庵老,南陳的“獨立精神”和北陳的“關注現實”都應該被尊重

　　南方日報:陳垣和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請評價一下二人的史學路數和學術貢獻。

　　周少川:史學路數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二人都在中國的傳統學術方面有非常深厚的底蘊和積累,也都對民族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陳寅恪學術上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關於民族文化的。陳垣先生也是如此,他們都有關於宗教史的研究,當然陳垣先生研究得更多。

　　解放後有“史觀陳寅恪,史法援庵老”之説,此説雖不全面,但也有可取之處。陳寅恪對文化史觀有獨到的看法,而在史學方法上陳垣用校勘學年代學避諱學等的方法十分獨到。當然此説也並不絕對,陳垣也有豐富的史學思想(史觀),陳寅恪也有很多箋證、箋注的方法,如以詩證史的方法等。

　　現在有人推崇陳寅恪“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這個當然是好的,但是若據此揚南抑北便顯得偏頗了。抗戰時,二人都在做學問,都堅守民族氣節,彼時陳寅恪給陳垣寫序曰:“先生講學著書于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陳寅恪(南陳)在解放後專心學問,而陳垣(北陳)更關心社會,關注當時社會文化的建設,如古籍整理,點校《通鑒》、點校二十四史,參與中科院歷史所的建立等。作為一個文化老人,陳垣對於全面發揚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發揮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兩個學者一個比較關注社會現實,一個更為關注書院式的學問。但他們都不是政治家。北陳並不熱衷於政治活動,對極左的思潮也採取批判的觀點,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形式主義狂熱的時候還是保持了冷靜的頭腦。因此,對二人最合理的評價還是回到學術層面。南陳的“獨立”和北陳的“關注”都應該被尊重。

　　陳智超:兩人在史學上都作出了很傑出的貢獻,所以並稱“南北二陳”。但路數不太一樣,過去有人講,陳寅恪的東西很難學得到,但陳垣的東西是可以學到的。陳寅恪做學問,有一些是天才的猜測,類似霍金,這是天賦。陳垣則是“大匠示人以規矩”,只要老老實實遵循研究的規範,總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

　　南方日報:陳垣和陳寅恪在解放後“立身處世,各走極端”,二人也不復有書信往來,陳垣選擇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論著寥寥；陳寅恪以盲衰之軀《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煌煌巨著,對此您怎麼看待?

　　陳智超:兩個人的交往並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因為後來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兩個人還是互相關心的。在最近出版的《陳垣全集》的書信部分中,有很多信是寫給冼玉清教授(嶺南著名女詩人、學者)的,冼玉清跟二陳關係都很好。1950年,冼給陳垣的信裏就講到某次她跟陳寅恪的唱和,並附上兩人的詩詞。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對南陳的關心,而南陳也有和冼致北陳的詩。

　　陳垣在1949年解放後的幾十天,思想就發生了巨變。因為他解放前沒讀過共産黨的書,只有自己的直觀感受。有人問他,你見到什麼新的東西?他説:“不説見到什麼新的東西,就説沒有見到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這些雖只是表面的現象,但這表面的現象,説明了政府實質上已有了根本的不同……這不只是改朝換代,而是翻天覆地的變化。”陳垣是真地感覺到解放初期這種極其鮮明的對比。當時的解放軍和政府的工作人員,跟過去完全不一樣。這是晚清出生,經歷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日本佔領等這麼多變化的一個老人的親身體會。1948年底,國民政府3次派飛機到圍城中的北平來接他南下,都被拒絕。因為他對國民黨已徹底失望。

　　周少川:在新中國建立的時候,陳垣是真心擁護新社會的。他在思想和學問上確實有所改觀,力圖將書齋裏的學問變成為大眾服務的學問。但是只能説思想上有所變化而已,“脫胎換骨”卻是未必。陳垣先生的論著在解放後較少,這是肯定的,一方面是年紀大了,一方面也是由於關注社會文化和社會現實,一些會議和活動,耗費了一些精力(如主持影印整理《冊府元龜》等)。但也並非毫無著述,他還是寫了三四十篇論文,其中純考證就有26篇。陳先生去世後,香港出了《陳垣先生近二十年史學論集》。總之,他對於史學研究始終沒有放棄。

　　本版采寫(經受訪者審定):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陳祥蕉

　　實習生解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