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再論弱勢群體如何走進“春天裏”

　　近日，人民日報關於弱勢群體的討論引來廣泛關注。一些新聞事件，也讓更多人把目光投注到社會的這一群體身上：

　　農民工版《春天裏》走紅網絡，唱哭了眾多“80後”、“90後”網友；河南鄭州城管掌摑76歲菜農，10余萬微博網友“接力”關注，媒體紛紛跟進報道……

　　“弱勢群體”不是新詞彙。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勢群體”一詞。從“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到以共享為要義的“包容性增長”；從不斷擴大的社會保障範圍，到著力進行收入分配改革，改變弱勢群體生存狀況，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公平正義，一直是黨和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

　　也要看到，不管是經濟的貧困，還是發展能力的貧困；不管是不斷蔓延的“弱勢感”，還是切實存在的貧困人群，弱勢群體的産生，是我們在改革發展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也是必須通過加快發展才能逐步解決的問題。

　　社會結構怎樣的變動，導致了弱勢群體的出現和變化？如何在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下認識弱勢群體的存在？如何更好地面對社會轉型期帶來的各種問題？本期時事觀察，我們約請兩位學者，共同討論弱勢群體問題。

　　防止弱勢群體停留在“發展邊緣”

　　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鋼

　　經濟的持續增長，也令不公平問題日益凸顯。防止弱勢群體擴大化、積弱化、複雜化的趨勢，成為當下和今後一個時期社會建設的重要任務。讓弱勢群體享受平等的權利、機會和社會福利，是公共服務型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

　　弱勢群體是權利缺失的一個群體，也是最應該被社會關注的一個群體。如何認識弱勢群體，怎樣去關懷和幫扶他們，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話題。

　　除了收入貧困，在很多維度上，都有不同的弱勢群體。他們受各種形式貧困的困擾：或在教育、健康、住房、就業等方面機會不平等；或在知識獲取和交流等方面權利較少；或者生存資源與環境條件惡劣，或者利益表達機會缺乏等。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在連續保持30多年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創造人類經濟奇跡的同時，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現象並未完全消除。弱勢群體的存在，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之一。

　　中國正在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多重轉型，既有經濟體制轉型，又有社會、政治的轉型，也有開放轉型。這些轉型相互聯絡、相互交織、相互作用，構成了中國轉型與發展的獨特之處。但發展並不總是水平向前，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存在著落差，落差越大，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衝擊就會越大。

　　這些落差導致當前社會不僅出現經濟權利的分化，而且也出現了各方面權利分化的趨勢，有的人不僅在經濟上處於弱勢，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處於弱勢：表達意願和訴求的渠道還不暢通，影響力、話語權較弱，甚至成為社會排斥、社會歧視的對象。

　　弱勢群體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分化過程中逐步積澱、形成，甚至有擴大化的趨勢。弱勢群體擴大化是轉型期的弊病之一，這不僅是單一群體的擴大，而且弱勢群體間的關聯性相對較大，使得弱勢群體總體人口特徵更加複雜化，如與農民工群體相應的是留守兒童群體、留守農村婦女及老年人群體、失地農民等。

　　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也令不公平問題日益凸顯。防止弱勢群體擴大化、積弱化、複雜化的趨勢，成為當下和今後一個時期社會建設的重要任務。

　　正如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所表述的，“人是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發展的基本目標就是為人創造一個能享受長壽、健康和有創造性生活的環境。人類發展即是擴大人的選擇範圍的過程。”縮小社會發展地區差距和縮小弱勢群體應該是發展的重要目標，是發展質量的重要表徵。

　　發展應“以人為本”，在中國就是以十幾億人口的經濟和社會凈福利最大化為本。“以人為本”就是以公平作為發展的中心，確保十幾億人口的所有人（而不是一部分人）個人權利、政治權利和財産權利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當前世界上受益人口最多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一直保持舉世矚目的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一些過去被經濟高速增長掩蓋的民生問題開始集中凸顯。轉型過程中市場機制、公共政策與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使得機會不平等已成為阻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予以糾正。

　　黨和政府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讓發展成果惠及中國十幾億的人口。建設小康社會，必須防止進一步擴大的區域差距和收入差距，必須防止弱勢群體停留在發展的邊緣。

　　“共同分享”是我們發展的基本原則、基本思路，也是發展的主要目標。它有三個方面的含義：首先是共同發展，即國家為所有人、所有地區提供共同的發展機會；第二是共同分享，就是要讓所有人都可以分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第三是共同富裕，要避免貧富差距過大，這也是我們改革開放的最終目標。

　　可以説，科學發展觀也是社會公平觀和共同分享觀。讓弱勢群體享受平等的權利、機會和社會福利，是公共服務型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

　　防止弱勢群體停留在發展的邊緣，需要在全社會樹立公平觀，要有計劃地採納適宜中國國情的幫扶與發展方案，使得他們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首先，需要從收入分配機制上加以保障，政府應當將收入再分配問題置於突出位置，對低收入階層和弱勢人群給予特別的關注；第二，要賦予不同群體公平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會，在公共教育資源、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上要形成合理機制；第三，要科學設計社會階層流動機制，從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稅收和財政收支體制、利益表達機制等方面確保弱勢群體的權利，通過制度變革使國家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凝聚民心、集中民智。

　　我們相信，通過政府及全社會的努力，共同分享的陽光將會普照中國的每位公民。在和諧互助的社會氛圍中，弱勢群體也將獲得更多積累社會資本的機會，將獲得更充分利益表達渠道和利益維護途徑。

　　弱勢群體尤須得到制度性扶助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李強

　　弱勢群體可以定義為：在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以及社會資源上，明顯佔有較少以至不佔有的人群。因體制變革、城市規劃、大型工程項目産生的弱勢群體，社會救助常常出現制度滯後，很多涉及到“不公正”問題，應給予更多關注

　　所謂弱勢群體，傳統上指在健康生理方面或社會因素方面，力量較弱的人群，比較接近於我們過去常説的“老弱病殘”。但是，近年來，弱勢群體的涵義卻遠遠超出了傳統的“老弱病殘”範圍。筆者以為，今日的弱勢群體可以定義為：在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以及社會資源上，明顯佔有較少以至不佔有的人群。

　　弱勢群體涵義的變化，與我國這些年來的社會變遷、社會分化、社會轉型有著密切的關係。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劇變，社會變化的速度令人震驚。變化好的方面是經濟實力劇增。但是，變化也有負面的因素，這就是，一些人或社會群體相對地被邊緣化了。比如，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國有企業轉制，很多原來不屬於弱勢群體的原國有、集體企業職工，“被下崗”、“被離崗”、“被內退”、“被買斷”等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失去原單位的依靠以後，一下子變成了弱勢群體。類似的弱勢群體還有很多，比如，一些因建設工程、項目、開發區等而遷居、移民的人群；再比如，我國處在城市化發展的高峰期，城市迅速擴張，佔了農村的土地，失地農民雖然也得到了補償，轉變為城市戶籍，但是，很多人還無法適應城市的生活，他們原有的農業技能在城市裏失去了功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於是落入弱勢群體的隊伍。

　　在社會轉型期，從産生的原因看，可以將弱勢群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因個人能力、競爭能力較弱，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爭不過那些強者而相對弱勢。另一類，則不是因為他們個人能力的原因，而是因為制度變革、政策變化而變為弱勢的。這一類往往是整體發生的，如上文提到的徵地、拆遷等。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區分，兩種類型常常會交織在一起。

　　關於第一類弱勢群體，只要有市場競爭，就會有強者和弱者的分化，所以，雖然産生了弱勢群體，還屬於合理競爭，一般不涉及“不公正”的問題。而第二類弱勢群體的産生，卻與體制變遷、制度漏洞等密切相關。比如，一些下崗職工，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不勤勞，而是由於企業本身都不存在了；再比如，很多失地農民，不是他們不想從事農業勞動，也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農業技能，而是由於土地被城市或工程項目佔去了。在我國當前，第二類弱勢群體發生的概率較高，常常因為企業改制、城市規劃、大型工程項目，這些群體地位下降幾乎是在一夜內發生的，由於下降速度太快，人們當然難以適應。對於這類弱勢群體的社會救助也常常出現制度滯後，很多涉及了“不公正”的問題。對此，我們更應該給予關注。

　　我們知道，任何社會都難以將一切經濟利益拉平，但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應該是弱勢群體得到充分關注和關心的社會。否則，將導致這些經濟上、健康上有些困難的人群，對於生活前景失去信心。

　　怎樣解決或緩解我國轉型時期出現的弱勢群體問題呢？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各級政府首當其衝地就應該幫助弱勢群體。我國是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就是要在財富的佔有上、財富的分配上做得更公平一些，要讓弱勢群體也能夠享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其次，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弱勢群體問題上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因為，國有即全民所有，既然是全民所有當然也有弱勢群體的一份，就好比一個大家庭，如果提供幫助的話，當然是先要幫助那個經濟最困難的孩子。最後，弱勢群體的問題相當複雜，絕不是僅僅靠政府、企業就可以解決的。社會各界都應該在幫助弱勢群體問題上有所作為。各種慈善組織、民間組織，甚至每一個老百姓，都有必要伸出援助之手，都可以在經濟上、精神上、法律上、輿論上，幫助弱勢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