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弱勢群體生存狀態：不怕苦就怕沒機會

　　陜西省丹鳳縣庾嶺鎮，81歲的陳竹琴老人與57歲的智障女兒相依為命，生活非常艱難。

　　在我們身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經濟收入、社會地位低下，話語權不足。這群人，我們通常稱之為弱勢群體。

　　他們有的失去勞動能力，靠政府救濟過活；有的雖有勞動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機會，長期無法就業；有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苦苦跟溫飽做鬥爭，有的則是經濟社會改革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像農民工、下崗職工等群體。

　　他們的生存狀況究竟怎樣？有哪些訴求與期望？該如何改善他們的處境？記者近期進行了深入調查。

　　頓頓麵條白菜，3間瓦房一住40多年——

　　目前我國還有3597萬絕對貧困人口

　　11月4日傍晚，記者來到雲南省祿豐縣金山鎮的廉租房小區，敲開低保戶肖啟仙的家門。她正準備做晚飯，燒水下麵條，再放點白菜葉，就是一頓晚飯。“下麵條省事，不用再炒菜了。”這樣的晚飯，對於肖啟仙來説，習以為常。

　　8年前，丈夫從縣裏的磚瓦廠下崗，快50歲的他，只有小學文化，除了燒磚沒什麼技能。年齡、技能都不佔優勢，找了一段時間工作未果，兩口子擺起地攤，賣起了小百貨。辛辛苦苦一個月，只能掙個三四百元。除此之外，肖啟仙家另外一筆大收入就是每個月300多元的低保金。

　　量入為出，平時，肖啟仙一天只能拿出六七元錢來買菜，“每次都是從菜市場的這頭走到那頭，挑最便宜的買。”

　　現在，肖啟仙一家住的是44平方米的廉租房，月租30元，對此，肖啟仙心存感激，因為之前，她全家只能寄居在親戚家裏。

　　親戚接濟的地方還有很多，家裏的冰箱、自己風濕性心臟病常備的速效救心丸等藥品，都是兄弟一家給買的。“現在看病實在太貴，根本不敢去醫院。”前陣子，肖啟仙咽喉發炎，扛了幾天，最後疼得連稀粥都喝不下去，只好硬著頭皮去了趟醫院，“好説歹説，讓醫生開最便宜的藥，扣除醫療保險，自己還掏了61元。”這61元，足足讓肖啟仙心疼了好幾天。

　　農村貧困家庭的日子同樣不好過。張中周是貴州省銅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杉樹鄉大寨村貧困農民。記者換了三次車、歷時10多個小時從貴陽來到他家時，只見屋子裏堆滿了玉米棒子和各種農具，就是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三間瓦房已經住了40多年，椽子、大梁都已變形，十足的危房！老張不怕吃苦，種玉米，種水稻，種烤煙，養豬，養蜂，一直在憑著自己的辛勞，供幾個孩子上學。

　　大山深處的大寨村，交通不便是村民脫貧致富最大的瓶頸。2007年公路修通前，鄉親們趕場買點日用品，要徒步翻過兩座大山，過一條河，單程四五十里路，曾有村民因勞累過度，死在從集市回家的路上。

　　種完玉米種棒子，年年都是老樣子。日子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過去。“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沒機會。”張中周説。

　　2007年，印江縣“縣為單位、整鄉推進”扶貧開發試點落戶杉樹鄉，公路終於修到了大寨村，縣裏扶持村民發展産業，開山種植高山茶，張中周家後邊辦起了一個集市。張中周現在除了日常的田裏農活，每天早早起來，做好菜豆腐，拿到房後的集市賣，收入增加了不少。他現在就盼著，再過幾年，種下的7畝茶樹産茶了，一年能有2萬元的收入。

　　像肖啟仙、張中周這樣的弱勢群體，還有很多，有的處境比他倆還困難。按照2009年確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標準，我國還有3597萬絕對貧困人口。

　　收入增加些、負擔減輕些、機會多一些——

　　弱勢群體期盼生活能有持續的改善

　　面對現實的困境，底層人群有哪些期盼？

　　張中周眼下想得最多的是自家的茶葉上市後能否賣上好價錢，兩個孩子接下來上大學的學費能不能多減免些，自己和老伴的身體能不能好一點。對於一個正在脫貧過程中的農村家庭，實在經不起一點意外和風浪。萬一家裏人誰要住一次醫院、動一次手術，張中周肯定就得回到那種愁吃愁穿甚至到處借債的日子。“真的想穩定脫貧。辛苦了大半輩子，也該過幾天穩當日子了。”

　　“現在的物價漲得太快了，以前買的最多的大白菜從2毛錢1斤都漲到1塊1毛錢了。”肖啟仙説，眼下，自己也不奢求什麼，就是希望低保金能隨著物價的上漲逐步提高，這樣就能給自己買份大病統籌險和養老保險。由於實在拮據，55歲的肖啟仙，硬是沒舍得花錢買這兩份保險。但隨著年齡增加，肖啟仙真擔心有一天連擺地攤都幹不了，那時沒有任何養老保障的她該怎麼辦。

　　來自河南省上蔡縣的張永剛，在北京市朝陽區一個工地當小工，能在北京有個穩定的住所，是他最大的夢想。“北京的商品房我們肯定買不起，只能寄希望於政府把農民工也納入到廉租房申請對象中來。”張永剛還有一個心願，“打心眼裏希望政府能幫我們解決子女進城上學難題，這是農民工普遍的心聲。”每年元宵節前後，張永剛準備離家打工的那幾天，女兒都會形影不離地粘在父親身旁。“女兒很懂事，什麼都不説，心裏不願我走，想多和我呆會兒。”每回，張永剛都心酸得想流淚。

　　曾經的下崗職工胡常躍認為，對於弱勢群體，最重要的是給他們改變的機會。1998年，胡常躍從雲南滇中化工廠下崗後，吃過低保、受過親友接濟，後來奮發圖強，創業開書店，安置了多位下崗職工就業。“那幾年，我們下崗工人是弱勢群體的典型代表。其實，絕大多數下崗工人都希望自給自立，只是原來工作內容單一，技能不突出，不知道往哪方面努力。”作為一個“過來人”，胡常躍特別希望政府聯合企業，根據市場需要給弱勢群體提供有針對性的技能培訓，幫助他們順利再就業。“公益性崗位應儘量多照顧那些再就業困難的‘4050’下崗職工。”胡常躍説。

　　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社區的劉靜芬對分配公平特別敏感。劉靜芬下崗後，在社區當了5年的清潔工，月收入從1200元漲到了現在的1700多元。“平均1年漲100元，還趕不上物價漲，你看看小區的房價，5年前一平方米賣5000元，現在賣三四萬元。” 劉靜芬説，每天看著小區業主開著各式高檔汽車進進出出，心裏真不是滋味。“這年頭，就是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苦哈哈！沒辦法，只能怪自己沒本事。”

　　華中師範大學減貧與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陸漢文教授認為，對於弱勢群體，首當其衝的問題肯定是保生存、告別貧困。這就要把促進就業、加大扶貧開發作為改善社會弱勢群體生存狀況的優先選擇，千方百計提高他們的收入。

　　“貧困只是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種表現，發展能力差、發展機會少是他們弱勢的普遍性原因。”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馬龍龍告訴記者，只有針對這兩方面著手，才能有效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這就要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讓他們獲得更多工作和發展的機會，更充分地參與經濟社會發展進程。

　　分好蛋糕，改善福利，給足話語權——

　　提升弱勢群體幸福指數，政府應承擔更多責任

　　“將軍，哈哈，我又贏一盤……”11月8日，四川省仁壽縣慈航鎮敬老院活動室裏，永峪鄉三台村苗振華老人正和老夥伴們下棋。仁壽縣是個有著162萬人口的大縣，在汶川地震中，全縣有83所敬老院受損嚴重。副縣長李莉告訴記者，為了不讓五保戶等本來已經十分困難的群體生存狀況因地震惡化，仁壽縣2009年新建、改建了92所敬老院，全縣16398戶五保戶85%陸續住進了敬老院，接受政府的集中供養。

　　仁壽縣是一個縮影，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了以扶貧開發和低保為主體、各項配套救助制度為補充的城鄉弱勢群體保障救助體系，基本能滿足他們的生存性需求。

　　但不可否認，無論在市場競爭還是社會分配體系中，弱勢群體都是收入比較低、得到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比較少的人。因此，許多專家建議，政府應承擔更多責任，順應弱勢群體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加強對他們的關注。

　　要讓弱勢群體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所有的措施歸根結底還有賴於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只有做大整個蛋糕才有可能讓每人分到更大的一塊蛋糕，我們才能更好地解決發展中的問題。”馬龍龍説。對此，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日前也撰文指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要縮小社會差距、收入差距，最好的社會福利計劃還是經濟增長，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崗位的創造是讓數億中國人永久脫貧的唯一可行方法。

　　除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也至關重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騰飛一個伴生的後果是，弱勢群體等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相對較慢，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越過0.4的警戒線並一路攀升。

　　不久前出臺的“十二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這樣一個目標：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貧困人口顯著減少。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改善弱勢群體處境？馬龍龍認為，我國可以借鑒一些國家實行的“低快高慢”工資增長模式，每年大幅提高最低工資，讓低收入者工資增長能“快上加快”。例如巴西，2003年以來最低工資增幅已達155%， 2004年至2008年，巴西平均工資增長17.3%，但是同期佔總人數10%的低收入勞動者工資上漲了34%。自2003年到2010年，巴西2000萬人擺脫絕對貧困。

　　“弱勢群體之所以弱勢，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權利表達不暢甚至不通，主流的話語體系中沒有他們的地位。”陸漢文認為，“需要不斷建立和完善相應的社會機制，讓弱勢群體有充分的話語權，這樣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

　　要提升弱勢群體的幸福指數，改善他們的福利，增強他們的保障感非常重要。“下一階段，國家要把加強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逐步提高弱勢群體醫療、養老方面的保障水平，讓他們的下一代接受公平、均等化的教育，避免弱勢的代際傳遞。”陸漢文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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