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即將服役的中國海軍航母。

　　【編者按】

　　近日在兩會上，有關中國海洋問題、海外利益的一些提案和討論吸引了境外媒體的高度關注。日本“搜索中國”網站6日重點關注了全國政協委員、海軍少將尹卓“國家利益拓展到哪、新型作戰力量就要延伸到哪”的主張。尹卓認為，中國軍隊“走出去”不會改變中國國防的防禦戰略，目前中國軍力遠滯後於海上、海外利益的擴展。而全國政協委員、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提出建立“國家海岸警備隊”的議案也引發了外媒的廣泛關注。

　　日前，《國際先驅導報》採訪了羅援少將與尹卓少將，闡述中國國防力量發展與海外利益安全需求之間的關係。

　　“現在有些國家把中國的克制忍讓視為軟弱可欺，甚至誤解為用土地和島礁來換取和平，以為我們提出‘和平發展’就是挂‘免戰牌’。如果他國産生這樣的誤解，將使局勢進一步惡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羅援少將，全國政協委員、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

　　“我們在海外的資産和投資安全、工作人員和當地華僑華人的人身安全都屬於我們應保護的安全利益。”

　　——尹卓少將，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軍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黃瑩瑩 發自北京

　　中國海軍的遠洋能力仍不足

　　Q：中國目前的海外利益和海上利益具體有哪些？

　　尹卓：海外利益主要指的是海外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我們在海外的資産和投資安全、工作人員和當地華僑華人的人身安全都屬於我們應保護的安全利益。海外的經濟利益首先是外貿，我們每年3.3萬億美元的外貿，有90%都是從海上達成的；第二是進口的石油和天然氣，現在每年進口石油約2.5億噸，到2020年要達到3億噸左右；第三是海外投資，我們目前的海外投資是5000億美元，到2020年，保守估計可達到1萬億美元以上；第四是我們企業在海外承包的工程，目前我們在海外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員有100多萬人，最多時達到了170萬人；第五是幾千萬海外華人華僑的財産和利益，他們手中掌握的不動産大概在3萬億美元左右，還不包括流動資金，這是一筆相當大的資産。我們在海外擁有的巨大經濟利益，對我們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Q：中國國防力量能否滿足海外利益的安全需求？

　　尹卓：我們的海外利益擴展速度遠遠超出我們的估計。以前我們的國防建設忽視了對遠洋、遠海的經濟利益分佈的預測，所以現在面臨著很多的威脅，也有了一些教訓。在安全利益方面，我們目前受到的威脅包括海盜、恐怖主義和地區動亂。比如在中東地區的動亂，對我們在海外的資産和投資、工作人員、當地華僑華人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利比亞動亂的時候，很多華人華僑都是從陸路逃到埃及和突尼斯，失去了所有的財産。如果我們在利比亞附近有大型兩棲艦，在撤僑的時候就可以更快更直接，但是我們沒有這個軍事能力。

　　利比亞撤僑時，我們還能派出飛機和艦艇，因為我們在亞丁灣有一個護航編隊，曾經有一次某太平洋島國發生政變，我們是讓一艘貨輪中途改了航向，到那裏去接中國人回來的，因為我們的軍隊沒有能力到達那裏。

　　我們的海軍近海打仗的能力在增強，但在遠洋的能力還不足。我們的海軍應具有能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要求的能力，這項任務跟我們打贏一場現代化局部戰爭的能力是並列的。

　　維護海外利益應多依靠外交手段

　　Q：在解決跟周邊國家的海洋權益爭端時，軍事手段與外交手段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羅援：現在有些國家把中國的克制忍讓視為軟弱可欺，甚至誤解為用土地和島礁來換取和平，以為我們提出“和平發展”就是挂“免戰牌”，什麼問題都只以和平手段來解決。如果産生了這樣的誤解，將使局勢進一步惡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後果。我們的軍事鬥爭和外交斡旋要相互配合，《孫子兵法》説“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兵攻城是我們迫不得已的手段，也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手段，沒有這個手段，伐謀和伐交也將失去後盾，變得蒼白無力。

　　尹卓：我們絕大部分的海外利益都應該依靠外交、經濟和法律手段來維護，但是一些非國家形態的海外利益威脅，比如地區暴亂、恐怖主義、海盜和大型自然災害等，只能靠軍事力量去維護。我們行動的目的和性質不會改變，就是保證安全，只是手段可能會有所不同。以前用驅逐艦或護衛艦去護航，以後可能就用航母或大型兩棲艦去護航。我們採取什麼樣的手段，要取決於任務的性質、並根據任務規模決定採取何種樣式。以後我們的航母和大型兩棲艦走出去，也不是進攻性的行為，而是防禦性的行為。

　　Q：在兩會期間，您提出了建立海岸警備隊，以及設立南海特區等提案。您的這些建議是基於一種什麼判斷？

　　羅援：基於當前南海和東海日趨嚴峻複雜的形勢，出於一個軍隊政協委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提出了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並在南海地區建立南海特別行政區等提案。這些提案經過了多方面的調查研究，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使我們更好地掌握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的主動權，進一步整合海上力量。

　　中國的海洋權益目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現在我們的島礁被侵佔，資源被掠奪，國家尊嚴也受到侵犯，越南和菲律賓每年都要從我們南海地區掠奪大量的油氣資源，有的小國本來是窮國，但是因為掠奪我們的資源，現在已經躋身於世界富國之列。這些油氣資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被掠奪一些就少一些，我們要給子孫後代留下一些可以發展的遺産。

　　Q：如果政府採納這些建議，中國的周邊外交形勢是否會變得更嚴峻？

　　羅援：我的提議如果被採納，將是我們和國際接軌的體現，並不會使得周邊外交形勢變得更加嚴峻。美國有海岸警衛隊，日本有海上保安廳，韓國有海洋警察署，俄羅斯有邊防警衛隊。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海岸警備隊？海岸警備隊是一支準軍事部隊，可以起到危機控制和危機處理的作用，給我們的軍事鬥爭和外交斡旋留有更大的迴旋餘地和有為空間。

　　一旦出現危機，海岸警備隊可以在相關海域進行執法；一旦局勢失控升級，我們的海軍將作為它的堅強後盾。海岸警備隊與海軍的分工不同，海軍更多地用於反侵略，海岸警備隊則是維持我們的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以內的海事、漁業的有序運轉。

　　“走出去”，首先是指我們的思想觀念

　　Q：西方總是渲染所謂“中國軍事威脅論”，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的軍事外交如何能有所作為？

　　羅援：西方國家總要求中國軍事透明，我們確實也根據我們的國情做到了軍事透明。我們在2007年加入了《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現在每兩年要頒布一份國防白皮書，向國際社會公佈軍費開支；我們也邀請各國駐華武官參觀我們的作戰部隊及軍事演習，請美國的國防部長到我們的戰略導彈部隊參觀，給他們展示了我們的主要裝備。

　　即使如此，“中國軍事威脅論”仍然不絕於耳，是因為他們在拿“三鏡”來看我們：第一是“聚光鏡”，只看中國，而完全不看其他國家，美國去年的軍費達到了7250億美元，我們只有900多億美元，但是外界的注意力不去盯美國，而是盯中國；第二是“放大鏡”，我們這幾年軍費增長最高的是2009年，為18.5%，但是有的媒體説我們軍費平均每年增長18%以上，顯然是言過其實，有些國家甚至把我國的軍費誇大了四到五倍；第三是“有色眼鏡”，我們已經很透明了，但是有些國家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你，怎麼都覺得你不透明，怎麼都不相信。

　　尹卓：目前國際社會承認了我們具有合法的遠海利益，也承認我們在遠海的行動是防禦性行動。弱化“中國軍事威脅論”，主要還是要靠自己的行動來證明。首先是護航，大家看得很清楚，我們走的是防禦型路線；其次，我們以後會更多地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為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作出貢獻。這些行動多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們不會發動戰爭，更不會用武力推翻一個合法政權，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強加給別的國家。

　　Q：中國軍隊“走出去”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呈現比較合適？

　　羅援：中國軍隊走出去，首先是指我們的思想觀念要“走出去”。思想觀念要跟上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潮流，了解和適應現代化戰爭的特點和規律，眼睛要看出去，思想要跟上去。其次，我們的軍力要給予快速拓展的國家利益以必要的保護，比如參與海上救援、國際救援、打擊海盜、反恐和國際維和等行動。

　　國際社會總是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提供更多的公共産品，那麼我們的軍隊在這方面也要做出相應的貢獻。我們做出這種貢獻，必須要進行相關的訓練。有些國家對我們海軍走出所謂的“第一島鏈”就説三道四，實際上跟他們對我們的要求是相違背的。

　　尹卓：具體的做法：一是剛才提到的護航，二是參加聯合國維和任務，三是對國外大型自然災害的人道主義，四是外交訪問和聯合演習。我們跟美國、法國、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的海軍都進行過聯合演習。隨著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派出編隊的頻繁度會更高，聯合演習的層次也會更高。另外，海軍軍官訓練艦的環球航行爭取做到定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