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社會矛盾和問題也在凸顯。民眾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積怨在很大程度上聚集到了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刑事司法可能面對的不僅僅是各自獨立的個案，還有個案背後所折射的不同的利益群體，個案觸發了公眾廣泛的利益認同，形成了利益表達和維護的需要，從而使事件超越了孤立的個體範疇，具備了一定的公共性。

　　當前民意對刑事司法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一旦個案的審判結果與民眾的內心感受不一致時，就會形成強烈的民意來批判、干擾司法。不可否認，民意對刑事司法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其所存在的消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司法實踐中相同的案件，由於受到民意影響的程度不同，審判結果大相徑庭的現象並不鮮見。

　　民意對刑事審判的影響

　　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逐步推進和公民權利意識的提升，社會各界對司法公正的要求越來越具體化和精準化，背離司法公正要求的“同案異判”現象越來越被世人關注。近年來我國“兩會”代表也連續就此問題提出議案和建議，多少反映了此現象的嚴重性。就我國現實情況而言，民眾的法律意識還比較薄弱、民意還欠理性，因此如何合理引導民意，新聞媒體起著重要的作用。筆者從近期發生的“同案異判”的兩個案例出發，就新聞媒體如何影響民意，並因此導致“同案異判”的現象進行分析。

　　案件一：貴州高爾夫球案。2007年6月至2008年11月期間，被告人騰彩榮等三人竄至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球場，將1249個高爾夫球盜走，價值人民幣15513元。一審判處騰彩榮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並處罰金10000元；判處龔連平有期徒刑2年零6個月，緩刑3年，並處罰金9000元；判處段貴友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緩刑2年，並處罰金5000元。一審判決結果出來後，修文縣人民檢察院以適用緩刑不當、量刑畸輕為由，向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請抗訴。而騰彩榮也提起了上訴。2009年8月10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審理此案，發回重新審判。2009年12月20日，修文縣人民法院重審後依法判決：被告人騰彩榮、龔連平、段貴友無罪。

　　案件二：北京高爾夫球案。2010年上半年，被告人馮書凱利用認識高爾夫球場保安張永永、張偉等人的機會，商定由他們把馮等人帶入球場拾球，並負責望風。馮書凱承諾每撿一個球給他們一塊錢。隨後，馮書凱雇用另一被告人為其撈球。在近2個月時間內撈了1620個，價值人民幣10054.8元。2011年8月，北京市海淀法院一審以盜竊罪，判處馮書凱等四人有期徒刑3年，並處罰金3000元。2011年10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

　　兩個幾乎完全相同的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卻是截然相反的判決。如何讓國民理解刑法的公平，尤其是案件二中的行為人，如何讓其接受有罪的判決？因此有必要對案件事實及適用法律本身、案件審理過程中所受民意的影響進行分析。上述案件，其性質均為未經高爾夫球場的管理者同意，擅自進入球場拿走高爾夫球，能否以盜竊罪論處。其實質在於該球在球場內是否屬於有人佔有的財産，而不在於財物的所有權是否歸屬球場的管理者。

　　刑法不僅僅是保護財産所有權，更重要的是維持佔有秩序。高爾夫球場屬於一個較為封閉的空間，未經許可不得入內。高爾夫球場內的財産當然屬於有人佔有的財産，其他人取走該球定盜竊罪當屬無疑，上述兩案件的行為人均應以盜竊罪論處。上述案件的處理截然相反。

　　媒體應合理引導民意

　　案件一中相關當事人最終被認定為無罪，並且是在一審已經認定為盜竊罪的情況下，重審、終審均認定為無罪。不容忽視的原因是，在案件一的審理過程中，大量新聞媒體對案件一進行報道並基於此而影響民意，最終左右司法判決。而案件二在審理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重要新聞媒體對此予以報道，民眾的關注度明顯較之案件一要小很多。從案件的發展進程來看，新聞媒體的報道、民意的興起，是案件一作無罪判決的一個重要原因。

　　案件二中，行為人是從事二手球批發的，較之案件一中的主體“失地”農民而言，民眾、新聞媒體對其的關注度也明顯降低。案件一在一審判決後吸引了全國主流媒體如《南方週末》、中央電視臺《今日説法》、《江西衛視》、《山東衛視》等的關注，新聞媒體對此案的報道，除了報道客觀事實之外，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情感上偏向於弱勢群體農民，這也迎合了民意對弱勢群體同情的心理，尤其是在當今社會矛盾較為尖銳、貧富差距較大，民眾對弱勢群體給予了更多的同情，與案件當事人一方有著相同背景、困境的民眾，對案件的審理過程及結果予以了高度關注。國內最具影響力之一的報刊《南方週末》刊登了《圈地無妨，撿球有罪？失地農民和高爾夫球場之爭》的文章，其標題對“失地農民”這一弱勢群體地位的突出，就已經使讀者對農民産生了同情。同時標題中“圈地無妨，撿球有罪”的字眼，使民眾對高爾夫球場産生了反感而對“撿球”農民産生了同情。在這篇文章中，開篇之處並沒有提及案件本身，而是談及農民怎麼樣失去了土地而造成了現在的失業狀態，高爾夫球場是如何“圈”農民的土地等，凸顯對農民的同情。

　　其他新聞媒體對案件一的報道也大都如此，這樣一來，民眾關注的焦點已經不限于案件事實及其法律適用，而是關注的是“弱勢群體農民”與“強勢群體高爾夫球場”的“爭鬥”，民眾幾乎是“無罪判決”一邊倒的聲音。不能不説，民意給法院的審判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案件一中，一審法院一審時認定成立盜竊罪，發回重審後，一審法院再次認定為是無罪、二審法院維持無罪判決。一審法院，在無任何新的證據出現的情況下，在一審和重審時，作出兩個完全相反的判決。由這一案件所引發的民意已經不僅僅限于案件本身，而是“失地農民”與“高爾夫貴族”之爭，更深層的是兩者所代表的社會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衝突。針對這種衝突，為了緩解民意，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法治。

　　司法在某種程度上雖然要順應民意，但更應該引導民意在法律的框架之內積極發揮作用，而不是任由民意干擾司法、甚至破壞司法。司法應保持其自身的獨立性，這是邁向法治社會的當然要求。但是，法治的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我國目前情勢下，民意對刑事司法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是無法避免的，當然，其中的積極意義我們是不容否定的。但對於民意在刑事司法中的不良影響，即使無法全部避免，也應最大可能地將其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