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10月26日電（記者 劉茸）據中國社科院今年下半年發佈的《城市藍皮書》，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了6.91億，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鎮常住人口首超農村常住人口，學界和不少決策人士視之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轉捩點。

　　城鎮人口中有一部分是“被城市化”

　　在昨日召開的2012年第二次中國智庫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對上述數字提出了質疑：“這6.91億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城市化'的，他們是1.59億農民工。從統計資料上他們看是城市人，但他們的福利、住房、教育都是農民工式的。真實的城市化率只有40%。”

　　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生副所長魏後凱雖然沒有贊同“真實城市化率僅40%”的判斷，但也指出，現有的城鎮人口統計中包含大量農業人口。2011年外出農民工的人數相當於城鎮總人口的23%，而現有統計城鎮人口中，農民工及家屬佔據整體的27.5%。

　　以“城市化”這一概念在人口以外的意義而言，農民工及其家屬很難構成真正的城市化力量。他們不受城市各項福利保障措施的覆蓋，因其高度流動性而無法穩定成為産業工人，對城市産業轉型貢獻極為有限，也達不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專家們均認為，如下一步不將農業人口轉變為真正的城市人口，城鎮化程度將止步不前，而這將直接阻礙我國“本世紀末成為中等水平發達國家”目標的實現。

　　魏後凱認為，越過50%人口城鎮化率的拐點之後，中國城鎮化的加速度將開始下降，今後的重點將是提高城鎮化質量，它包括一些關鍵內容：推進目前嚴重滯後的城鎮第三産業發展，建立大都市圈産業鏈分工模式，以及在中國中西部、東北地區構建一批新的增長極，以形成多元化區域競爭格局。

　　專家們對於第三産業發展不足的現狀並無異議。馬曉河認為，制約目前中國第三産業即服務業發展的瓶頸，在於人口沒有集聚。“人口不集聚，服務業就發展不起來。你到深圳的洗腳一條街去看，服務的人多，消費的人少，為什麼？因為人口沒有集聚。”

　　大城市患“膨脹病” 小城鎮不斷衰落

　　魏後凱則認為人口的集聚呈現兩極化：大城市患了“膨脹病”，有吸納能力，無承載能力；小城鎮則不斷衰落，有承載能力而無吸納能力。他認為，上述現象的形成是由城鎮資源配置的行政化傾嚮導致的——資源集中向大、特大、超大城市高度集中，向首都、省會、副省級城市、地級市高度集中。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研究員李津逵説，行政級別越低越沒有財政自主權。以順德為例，每年工商業收入是60多個億，其中自己可支配的財政收入僅6個多億。深圳市寶安區大浪街道下屬的一個社區有13萬人，只有5個籃球場，這13萬人都是新生代農民工，每年出生率是千分之十，“未來我們會需要多少錢來建籃球場？但這些錢在哪兒呢？都在深圳市。他們用來做什麼呢？花2000億辦大運會。”

　　他認為，這種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狀況，導致花在民生上的錢非常少。“公共服務這塊不是市場調節的，我們能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哪一天突然良心發現把這個部分改進了呢？”

　　馬曉河相信這並非良心發現的問題，其根本癥結在於城市並未圍繞吸引人口來建設。“可以説現在沒有一個城市考慮到這一點。現在城市是為了什麼建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漂亮，政績，臉蛋。越有錢的城市建設得越漂亮，越大的城市公共服務越好，這就導致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越集中服務壓力就越大，最終財力承擔不了，只能用行政方法限制，於是限購等政策就出臺了。”他認為，核心問題是：我們的城市是為誰建的？需要考慮大城市與小城市各自應當怎麼建，這種循環怎麼才能打破。

　　工業化超前于城鎮化阻礙人口進城

　　馬曉河主張，必須破除中國“工業化遠遠超前城鎮化”的現狀：“我們考察發現，世界上城市化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城市化和工業化同步前進，多見於先行工業化國家；第二種是城鎮化超前于工業化的國家，一般在拉美。中國是典型的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國家。”

　　他説，這種滯後的特徵在於，國家把大量的公共發展資源過早過多的用於工業化，使得城鎮化缺乏資源，人口進城就很困難，“我們在戰略選擇上晚了一步”。

　　魏後凱表示，社科院最近做的一個測算表明，城市高端製造業發展的關鍵由隱形成本決定，即無法用稅收等方法表示的成本。馬曉河指出，工業化超前于城鎮化表面上讓很多政府吃著農民工帶來的福利，實際上卻已經帶來了嚴重的隱形浪費——資源過多投入工業化導致産能過剩，兩棲生存的農民工使得大量基礎設施空置，人口不集聚拖累長期發展。

　　“我的結論是，體制和公共資源要調整，要改革，不改革中國的城鎮化完不成。” 馬曉河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