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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為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準備工作

    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的主要任務，在於造成那維持並鞏固蘇維埃政權的先決條件。奪取了某地方的政權以後，黨的主要困難，便在維持並鞏固這個政權的問題。因此，黨在取得群眾使之參加武裝起義以外，應事前採取種種必要辦法，以組織城市和鄉村將來政權之核心，俾此核心能于奪取政權後，準備各種必要動作，此核心的組織就要成為奪取政權後的政權機關，其意義，列寧在他那《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一書中，已經指出來了。列寧説：“如果革命階級的民眾創造力沒有把蘇維埃建設起來，則俄國無産階級革命就會無望。因為無産階級既不能用舊機關維持政權，而新機關又非一下便可建立起來的”。

    中國革命的全部行程告訴我們，要把象俄國十月革命前那種“二元政權”（一方面是蘇維埃，另方面是臨時政府）的局面重現于中國，是少有可能的。十月革命前，將來的政權核心曾與舊政權對峙。但這在中國是難能的。而且我們預料經過工農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後，新政權必將即時實現，這就是説和俄國一九一七年蘇維埃事前能夠公開存在，不會一樣。因此，中國共産黨便須一方面採取必要辦法，事先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另一方面採取必要辦法，俾武裝起義後可以堅決而敏捷地成立政權機關。

    中國黨應利用蘇聯蘇維埃建設的經驗，普遍此經驗于黨員及廣大群眾中去，俾預先準備幹部人才，以敏捷的建設政權機關。黨應在預定的各武裝起義區域中，預先普遍地明了地傳播蘇維埃的理論，宣傳蘇維埃政權之一切具體形式與具體工作，準備民眾在該區域起來時，有迅速建設蘇維埃的可能。除宣傳工作外，黨還應做組織上的工作。這裡，可以採上海的舊例，即把民眾代表會議于奪取政權前秘密選好。但在中國現在秘密條件下，能否這樣選舉政權，很難説定。大概適當的條件是不會有的。因此在每一企業內，每條街道上，黨應經過支部、黨員個人或可靠的工人，預先準備起來，使他們能成為選舉蘇維埃時的幹部，能實現革命委員會和民眾間的聯絡，能參加將來的政府，能充任該區該企業該街道上的政府的代表者。黨應預先擬定將來革命委員會大概的分工計劃及最近將來的命令。黨應派遣代表往各大鄉村實行組織地方政府的工作，這些代表應與農民協會、遊擊隊伍、積極而有威信的農民及一切能幫助實現武裝起義的組織發生關係，並準備且擇定革命而有威信的農民，俾他們能夠掌握該區的政權，且加入該區的革命委員會。在這些分子中，必須絕對保證黨的影響，以組織革命委員會。

    蘇維埃的正式名稱應當是工農兵代表會議（鄉區的可簡稱農民代表會議）。中國的蘇維埃政府的正式名義應當是：中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

    ２ 奪取政權後的任務

    奪取政權後的根本任務，即在建立足以保證新政權及其革命政策之實現的政權機關。如果認為這個機關只是一種執行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決議案的技術機關，那就錯了，這機關的任務與作用，要比一個技術機關廣大得多。列寧在他上述這本書裏説：“或以為二十四萬布爾塞維克黨員不能指揮俄國，不能代表窮人利益去反對富人。但這二十四萬人已經領導著一百萬以上的革命民眾。……我們國家機關已經有一百萬人，他們在思想上都是忠於社會主義的國家的，並不是希圖每月二十號多領些薪水。不但如此，我們還有個‘神妙的方法’，一舉手能把國家機關增大十倍。這方法是資本主義國家從來不曾有過的，也決不會有的。這件‘神妙的’事實，就是吸收勞動群眾，吸收貧人來參加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

    “為要減輕那些空前的困難與戰爭所留下的貧苦，為要補救那些戰爭所賜與民眾的可怕的瘡痕，我們便必須採用革命的民主，必須採用革命的辦法，就是要適合貧民利益，分配房屋等。同樣，城市和鄉村的食糧、衣服靴鞋、土地等等，也要適合貧民的利益去分配。這樣，我們便能立刻吸收千百萬人參加國家機關。這樣的機關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從來不曾有過的。這樣的機關，只有我們才能建立起來，因為我們能夠得到大多數民眾底完滿的同情。這樣的機關，只有我們才能建立起來，因為我們有許多覺悟的，經過資本主義長久‘教訓’而紀律化的工人（我們並不是徒然在那裏受資本主義‘教訓’的）。這樣的工人能夠建立工人民警隊，且漸次擴充為全民的民警隊。覺悟的工人能夠吸收真正勞動群眾與被壓迫群眾，並應該領導他們去參加‘管理政事的事業’。最重要的是要使被壓迫者和勞動者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實際上勸導他們，使他們知道自己能夠而且應當起來管理，週密的、有次序的、有組織的、根據農民的利益，分配麵包，分配各種食物、牛奶、衣服、住房等等”。這種由勞動者所成立的新政權之最廣大的機關，應在蘇維埃或委員會的臨時政權機關之周圍，組織起來。

    ３ 蘇維埃與革命委員會

    在正式的代表會議（蘇維埃）未組織以前，最初的政權形式是臨時的，即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應由參加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組織之代表成立之。工作開始的第一天，便須把革命委員會的和武裝起義參謀部的職務劃分清楚。武裝起義參謀部應受革命委員會的指揮，且宜迅速變為紅軍司令部，指揮該區的一切軍事行動，準備動員工人的力量，組織紅軍的軍需和其他需要，以及防衛該區內一般事宜。至革命委員會應即變成政權機關，應付民眾一般的需要。革命委員會在它組織的第一天，應即宣佈新政權的成立，並著手準備成立正式的代表會議政權。革命委員會是臨時政府，“代表會議”（蘇維埃）是正式政府。革命委員會仿佛是“代表會議”的籌備會議，它應當立即籌備召集“代表會議”；代表會議的成立大會，就是正式政府宣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成分，應絕對保證黨的訓令之執行。在軍隊中或地方民眾中有影響之分子，應當加入革命委員會；可是，如果他們在加入後，立刻就表明他們不能在革命委員會中穩固的保證我們黨的組織，那麼，我們便須立刻設法使他孤立，並佈置一切，準備在適當的時候，把他從革命委員會中開除出去。革命委員會應採取種種辦法和群眾發生關係，準備建立代表會議政府。因此，革命委員會應定期的召集工農（貧農）兵士代表開會，報告自己的工作，利用參加這種會議的分子去實行並督促革命委員會決議案之執行；革命委員會並宜在該區廣大的工農手工業者大會上，報告自己的工作。及至建立了經常行動的正式的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便可鞏固該區政權，獲得民眾充分的實際擁護，使民眾保障代表會議確有革命的成份及革命的政策。

    ４ 組織紅軍

    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便須設法組織紅軍。以武裝起義的隊伍做紅軍的基礎。革命委員會在黨的、職工會的和農民協會的幫助之下，必須以武裝起義的隊伍編成常備紅軍。更召集農民協會和職工會內的革命分子，作為紅軍將來的幹部，作為紅軍最可靠的柱石。招募軍隊的辦法，應從未婚的青年人著手。紅軍剛成立的時候，只能招募一般革命分子（即黨員、團員、職工會或農民協會的會員）以及可靠分子充當。在紅軍成立以後，應當實行按照一定年齡徵兵的辦法（這只是對青年人而言）。募集的軍隊應過軍隊的生活。

    現有遊擊武裝起義軍－－也須用同樣的方法去招募隊伍，軍官與政治工作人員的成份須重新改組，使之成為常備的紅軍。

    ５ 指揮員與政治工作人員的成分

    我們必須從農民、工人和遊擊武裝起義隊伍中（反對地主的農民、有軍事經驗的工人）創造出自己的軍事指導人材。

    革命委員會應該立即設法開辦短期軍事訓練班，以資提高革命工農的軍事知識。

    我們還可利用舊式軍隊中富有軍事知識的人充當軍官，但只宜利用下級的軍官，高級的則不能經常的利用；他們的軍事知識並不充分，且易叛賣革命。

    政治工作人員尤其是政治委員應有很大的作用，只有共産黨員才許擔任，最好是工人或佃農出身的黨員。如果軍隊中共産主義的影響很弱，政治委員及政治工作人員，尤其應該如此選派。

    ６ 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在軍隊中應組織黨的支部和青年團的小組，後者宜直接服從前者。為領導政治工作起見，宜組織政治部。政治部的工作不僅限于軍隊以內以及鼓動人民，並應在戰線各區域內組織革命的政權。因此政治部宜另設政務科，在戰線各區域內，它的命令便是最高政權底命令。革命委員會和政治部也是應該準備各該區域內蘇維埃的基礎。

    ７ 軍隊的給養與服務

    各處無論在財政方面或物品徵收方面，都須組織集中的軍需機關。海陸豐蘇維埃存在的經驗，便是一個最好的集中的模範。為組織集中的軍需機關起見，各區司令部應協同該地方革命委員會組織全區的軍需機關，並指定辦事人員管理各軍供給事宜，設立糧食儲藏處，尤其要注意供給底集中化。供給的權限宜集中于該區司令部之手。須竭力反對利用貧民服役軍隊。地方革命委員會應佈告人民以革命所需要的人伕數目，首先須要徵調富農?

    ８ 反對反革命的鬥爭

    在城市中應組織特別機關與反革命鬥爭，在該機關下，應有特別隊伍，由工人組織之。宜學習過去在廣州實行恐怖手段的經驗。廣州的恐怖手段雖極劇烈，然帶有毫無系統的性質。只殺死了反革命的走狗，而未殺死反革命的頭目。在廣州之被誅殺者，雖為數甚巨，然廣州的軍事領袖及反革命勢力之領導者卻毫發無損。恐怖手段宜有系統，並應打擊反革命的頭腦。武裝起義勝利的第一天，與反革命鬥爭的機關，便應將地方上資産階級、地主、軍閥、流氓的頭目拘捕數十或數百人做抵押。同時並通告全體人民説：這些抵押人應負城市保安之責。在鄉村中亦應拘捕些地主、紳士來做抵押人。

    反對反革命的鬥爭機關，應登記人民的槍械，以便能在必要時立刻沒收。武裝起義勝利的第一天，便須解除商團、流氓和土匪的武裝。私藏軍械者，概處死刑。對反革命鬥爭的機關第一天便應舉行人民的登記，統計曾經服務軍隊或軍事機關的人員，因為他們以後還有成為反對蘇維埃政權之暴動隊伍的幹部之可能。凡一切地方的、紳士的、大商的、地主的團體都應完全解散、禁止。反動分子組織任何團體的企圖，都應予以嚴重的懲罰。

    在鄉村中與反革命的鬥爭，應由特別的農民自衛機關執行。農民協會會員，參加武裝起義者，鄉村中可靠的分子，都可以加入農民自衛機關（農村民警隊）。其責任就是維持鄉村秩序，鎮壓土匪，鎮壓反革命。

    在城市中則須組織平民民警隊。舊時警察不許在民警隊內服務。

    ９ 蘇維埃對舊時軍隊的關係

    對於投降革命的軍隊，應持特別慎重的策略。革命委員會應先解除其武裝而改編之，並遣散其不穩的分子。這項工作，革命委員會應盡力完成。舊軍官須更調，但事前在兵士中宜有相當的工作。更調舊軍官應在“兵士升擢新軍官”的口號下實現。凡投降革命的軍隊均應完全改編，決不宜優容不變。這些軍隊的兵士宜編插于遊擊隊或紅軍中；如不能立刻做到，便應更動其軍官，派政治委員嚴厲監視之。

    １０ 對土匪的關係

    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位置他們于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１１ 對迷信與半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紅槍會等）之關係

    在宗教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裏（紅槍會等等），我們應在民主化的口號下進行工作，並奪取其群眾。同時應揭破其首領的行為，使與群眾分離，陷入孤立地位。我們須堅持改編這類軍隊的辦法，把他們改編到常備的紅軍內。如果他們在戰爭中確能表現紀律化，並忠實于新政權，始可全部保留。

    １２ 民團

    只可以利用民團底部隊（因為團丁大半是農民）。在民團長官投降革命後，應開除其軍籍，全體民團解除武裝；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可以利用其部隊。但無論如何，決不準民團在農民自衛機關（農村警衛隊）或城市平民警衛隊內插足。民團底部隊，該送往前線上作戰。

    １３ 武裝起義口號之實現

    革命委員會成立第一天，便該頒布土地法令及改良工農生活的命令，並宜組織專門機關，實現這些命令。這些命令在開始實現時特別重要。革命委員會在第一天便須予工農以實際的利益，如沒收富豪的住室衣服，分給工人及一般貧苦群眾，資助失業工人等。每區內在頒布法令以前，須詳加考慮，務使一般的命令與武裝起義的總口號相聯結。

    為鞏固財源起見，須立即沒收城市裏的地主和軍閥底財産。開始便該把銀行收歸國有，這乃是監督地方財政和市場之強有力的武器，並以新政府之信用制度代替舊銀行之信用券。統計該地資産階級底資本，把財政的監督權完全集中于政府手內。統計銀銅等現幣總額，禁止現幣輸出蘇維埃區域，違者由肅清反革命鬥爭的機關處以嚴刑。

    政府機關應速即設法以充實蘇維埃的財政。為達到此目的，可對殷實之家施行臨時徵發，沒收反革命者的財産並實行累進所得稅制。蘇維埃政權應預先考慮資産階級在經濟上反抗的可能性，因此應預先規定各種辦法，如進行給養事業，設立合作社和國家商店等，並由自己監督之。

    １４ 工人監督

    實現工人監督的口號意義非常重大。列寧曾在他一篇論文裏説過：“問題底要點，不在於沒收資本家底財産，而在於全體人民在各方面來監督資本家及其一切可能的擁護者。僅僅沒收，那是什麼事也做不出來的。可説沒收的本身並未含有組織和正確分配底成分。我們只要能夠防止種種謊報，假造賬目，違法作弊，我們就不難用公平的稅則代替沒收。想要防止這種可能，便只有工人政府底工人監督才辦得到”。

    工人監督須經過職工會、工廠委員會、手工業工人的工會及一切有組織的勞動群眾來實現。

    再則，設置相當的機關監督該區一切經濟事宜，並統計該區經濟的財富，這個機關就是國民經濟部。該部宜有廣大的民眾參加工作，辦事員由大工廠中工人選出擔任。國民經濟部須統計一切經濟富源、工廠企業，並號召一般工人實行監督這种經濟活動。

    １５ 組織蘇維埃

    地方政權已經鞏固，便應組織蘇維埃。黨委員會應估計當地情形，斟酌組織蘇維埃的時機。但在武裝起義前及武裝起義實現後，黨即應有種種組織蘇維埃的準備。蘇維埃應在勞動群眾直接選舉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決不應當象在廣州那樣（在廣州，實際上只有過革命委員會，而非蘇維埃），而是要象在海陸豐和一部分在上海（人民代表會議的形式）一個樣子。蘇維埃不應當僅僅根據上層組織底代表集合。選舉時應由工廠工人、各馬路工人和貧民、工會工人、手工業者（手工業者全體大會，而不是職業會底執行委員會）、學生等執行，並宜包納各地下層組織、職工會及黨組織底代表。代表成份的分配，應使大多數為直接選出的工人和貧民，並應隨地酌定選舉條例，務使蘇維埃底革命影響得到保障。對於小資産階級的策略，應看各地革命的深入程度，政權的鞏固程度，階級的分化程度等等而定。蘇維埃中，應有小資産階級下層成份的代表。本處駐紮的革命軍隊的兵士亦應參加蘇維埃選舉。選舉蘇維埃與進行蘇維埃工作時，産業工人應有特權，以保證其在蘇維埃中領導的作用。

    我們應該牢記下面列寧所下的蘇維埃的定義：“蘇維埃乃新的國家機關，它給我們以（一）工農的武裝力量，這力量不象舊式軍隊一樣是脫離民眾的，而是和民眾密切聯結的；從軍事上講，這力量比以前的軍隊強大得多；就革命的意義上講，這力量是任何東西所不能代替的。（二）這個機關是和群眾及大多數人民密切無間的相聯絡的，容易考驗自己的錯誤，容易恢復意外的創傷，這是從來國家機關所未曾夢見的。（三）這個機關由民意所選出，因民意而撤換，沒有官僚主義的空架子，所以比從前的國家機關不知要更民主得幾多倍。（四）它在各項職業間實現密切的聯絡，所以沒有官僚主義，而能促進種種深入群眾的改良。（五）它是先鋒隊，是被壓迫的工農階級中最覺悟最努力最先進這個部分底組織形式，這個先鋒隊可以經由這個機關來教育、訓練並領導這些被壓迫階級的全體廣大群眾－－直到而今還是僻處於政治生活及歷史之外的群眾。（六）它兼有議會主義及直接民主二者之長：人民選舉代表同時有立法及行政之權；和資産階級的議會政策相較，這種進步，在民主主義的發展上，實有全世界的歷史意義。蘇維埃只有取得全部國家政權以後，才能真正發展，才能充分展開自己的本能和能力。倘不如此，則蘇維埃便毫無長處，不成為嫩芽（嫩芽是不能長久存在的），便流為玩具。‘二元政權’是蘇維埃底癱症”。

    列寧所下的這個定義把蘇維埃目前和過去的作用，説得明白已極。至蘇維埃制度和其他組織的關係，也可以由上面體會出來。

    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的代表（議員）應提到蘇維埃的工作中，執行蘇維埃的決議案，或督察決議案的執行。

    蘇維埃的會議不應如上海市民會議的實行經驗，具有那樣群眾大會的性質；更不應如廣州蘇維埃的實際結果，僅僅只有由高級機關直接指揮的機關－－廣州蘇維埃之所以如此，因為它太窄狹了（總共只十四到十六人）。

    蘇維埃政權，從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應號召廣大的勞動群眾起來反對蘇維埃政府中辦事人員可能作出的各種流弊，如官僚主義、辦事遲鈍和濫權舞弊等等。

    蘇維埃計劃當地及全國的主要政策，為更普遍的提高蘇維埃委員會的效率起見，應分置各部，執行各項職務：

    一、軍務部（組織防衛隊伍及紅軍）。

    二、財政部（稅務，沒收及處置財産等）。

    三、市政部（管理學校、自來水、救助病人等）。

    四、社會保險部（勞動法，分配好房屋給工農和分配工作）。

    五、國民經濟部。

    蘇維埃代表須按期向選舉人報告過去工作，選舉人有撤回舊代表另換新代表之權。城市蘇維埃須包納近郊農民和全區農民的代表，使他們成為該農區的革命中心。為執行城市的經常工作起見，應選出執行委員會，包納該城市或該區重要組織的代表：軍隊、職工會、鎮壓反革命並供給必需物品的職員等。執行委員會人數約自十一人至二十七人。執行委員會選出常務委員會，這個差不多是該地的實際政府，人數約五人至七人。

    這些機關的黨團，都須絕對執行黨的指示，並且一切最主要的政策，都該由該地黨委員會批准。

    １６ 蘇維埃與職工會、武裝起義司令部以及革命軍隊等的關係

    蘇維埃從成立之日起便要成為真正的政權；因此應當剷除前此在鬥爭過程中成立同樣組織時所犯的錯誤。例如上海一九二七年三月武裝起義時，市民會議實際上不是政權，僅是死的組織，真正的政權卻集中于職工會和工人糾察隊司令部手裏；因此，上海市民會議就和廣大的群眾隔絕，不能發生經常的靈活的關係。

    這種情形也令職工會感受極有害的影響；職工會於是不復成為職工會，而成了政權，遂喪失了它與工人經濟鬥爭的通常聯絡。而政權因此和貧民及勞動群眾隔絕，更為危險。廣州武裝起義勝利時，政權實際上屬於職工會的蘇維埃，職工會遂不能執行工人階級經濟組織的工作。事實上職工會的蘇維埃雖代表新政權，但並不曾建設政權的執行機關。

    對於黃色職工會及其他貧民或勞動群眾的組織，我們應採取非常審慎的態度。此種組織應分化之，打擊其首領，而非打擊其群眾。當廣州武裝起義宣佈黃色工會解散時，我們把它的群眾和首領一般看待。這種看待，這種錯誤，我們以後務須避免。俄國的蘇維埃政權不曾封閉黃色工會，但積極和它的首領鬥爭，因而獲得其群眾。在中國也該採用同樣的策略。我們如果用武力壓迫組織內的群眾，則他們可以變成反對蘇維埃的力量。

    蘇維埃應和職工會建立正確的關係，使有組織的工人的代表能在蘇維埃內佔主要的地位。

    所有派往蘇維埃的代表，關於蘇維埃底工作應對工人有經常的報告，同時關於工會底工作，亦應在蘇維埃中作有系統的報告。凡工會與蘇維埃一切糾紛，應由企業中派代表所舉行之特種會議解決之。凡涉及工人階級根本利益一切法律和處置，應預先會同該地職工運動之指導機關討論之。

    工人糾察隊和紅軍司令部，應服從蘇維埃。蘇維埃應堅決採取各種可能手段以保障自己對於兵士群眾和對於軍官的影響，並可因此監督紅軍底一切動作。

    １７ 蘇維埃和黨的關係

    黨在各處蘇維埃中，均應有黨團的組織，經過這些黨團，經過黨員所發的言論，表示黨對蘇維埃工作上各種問題的意見。黨隨時隨地都應作蘇維埃思想上的領導者，而不應限制自己的影響。不過，黨應預防以黨代蘇維埃或以蘇維埃代黨的種種危險。黨應預先保障其在蘇維埃領導機關中的領導作用，因此，黨須在蘇維埃中，組織有威望的、能工作的黨團，以執行黨的命令。但是以當地黨部代替黨團，那就是一種危險。黨團只執行黨部的指示。當黨團和該地方黨部的影響不能保持平衡，而後者的作用較小時，蘇維埃常有代替黨的危險。蘇聯革命後最初幾年，在有些地方，黨底作用幾乎縮小到極端，這种經驗應該顧及。在中國，也有以蘇維埃代替黨的危險。蘇維埃政權之正確的組織是要以黨底堅固的指導為條件的；為要達到此目的，必須注意黨組織底工作，勿使其發生較弱的現象；所以在黨組織裏工作的同志，不應當較在蘇維埃中薄弱。黨經過蘇維埃或其他組織內的同志，應該在一切條件之下，應該公開在蘇維埃中，在蘇維埃工作上增高和鞏固黨的影響。

    １８ 鄉村中政權機關的組織

    當鄉村中發生武裝起義時，應在該地組織革命委員會；委員會的組織在武裝起義前就要由黨部規定。在革命委員會中，應吸收農民運動中最堅決的革命領袖，尤其要吸收鄉間住的産業工人及出身城市或歸自城市的工人。這些産業工人是鄉村中黨的作用的一個臺柱，所以黨應該非常審慎的利用每個工人做革命委員會的工作。

    革命委員會的所在地，應擇具有廣大農民運動和多量農村工人的地點，這些工人尤能堅決擁護各種革命政策，而為共産黨最可靠的基礎。在農民協會中須有革命委員會的基礎，特別重要。革命委員會應以農民協會為基礎，而成為革命的政權，不應以農民協會為政權（形式上革命委員會應當是農民協會等，在將武裝起義前選舉出來的）。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在該區人民中，尤其是在農民協會的會員中要儘量通俗化。為避免農民協會與革命委員會的衝突起見，可以把農民協會底領袖包納在革命委員會內，並將農民協會全部負責人材，吸收在政府機關內，在革命委員會中，應保障那些積極參加武裝起義的農民之領導作用。

    當地的政權，尤其是城市中的政權一經鞏固，就必須由該區全部勞動群眾選出蘇維埃，以代替革命委員會進行經常工作。農村裏的工人及該區裏的工人，應有特殊的較多的代表。

    蘇維埃選舉常務委員會，應包納該區最主要的領導者，自然更要保障黨在常務委員會內的影響。

    蘇維埃政權的行政的中心地點，不一定仍駐原來舊政權的地方（在這些地方，官僚最多），須擇定足以保障工農革命影響的地點。

    小城市內，沒有工人，便該將該城蘇維埃和近郊農民蘇維埃聯合起來，使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歸於農民。

    １９ 農民協會與蘇維埃

    首先就要避免革命委員會與農民協會間的衝突，然後在農民協會基礎上建立並擴大革命委員會，以代替農民協會。

    農民協會應準備蘇維埃組織的基礎，蘇維埃則應執行農民協會的全部作用。

    不過對於農民協會要非常審慎。在大多數人民尚未深信有組織蘇維埃之必要時，不可解散農民協會。惟農民協會變成了上層農民的組織，則須以農民代表會議來與它對立，使農民代表會議成為貧農群眾所擁護的機關，使大多數人知道農民協會招牌已為富農土豪等所把持而迅速解散之。在沒有農民協會的鄉村中應直接組織蘇維埃。但若下層的群眾要求組織農民協會時，那便不可堅持反對他們的組織，而應主張多開農民協會的群眾大會，尤其是代表會議，使漸變成農民蘇維埃。

    ２０ 蘇維埃區域中黨的工作

    在蘇維埃的區域中，黨自己的工作和大多數的黨員，應普遍的公開，但是必須留下小的秘密機關，處在秘密的狀況中。在成份上，黨應擴大自己成為群眾的組織，但吸收黨員，須非常嚴格。在蘇維埃區域內，實行清黨，以便肅清混進黨裏來的富農及姦惡分子，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人及鄉村工人，入黨時應受優待。

    黨應該特別注意貧農和工人的組織，因為他們是農村中擁護黨的政策的主要成份。黨應該處處準備退卻時所應採用的手段，保留黨的活動力量，交通，且須預先建設秘密的黨部和工農組織。

    ２１ 蘇維埃區域的擴大

    當地的革命委員會、黨部及蘇維埃，務要盡力擴大自己的領土。這是他們存在的根本保障。領土的擴大可由兩方面進行：一方面，蘇維埃當以武力進攻鄰近的反動區域；他方面，幫助鄰近區域發動群眾武裝起義。因此紅軍的進攻應當與鄰近區域的武裝起義相呼應。蘇維埃政權更應派遣全權代表往郊區去，準備和組織該區內的政權核心和武裝起義。這種種行動要與紅軍的進行相策應。如果該地工農群眾見解狹隘，只圖保護本地的蘇維埃政權（地方主義），則黨應用全力打破這些地方的偏見。黨應掃除這種偏見，説明不僅自衛，且要進攻，乃是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唯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