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穿行在中環，香港最繁華的地方。窗外密集的餐館和酒吧快速向後退，各種膚色各式穿著的人匆匆鑽進出租車，維多利亞港色彩斑斕的天際線閃爍著財富的光芒。

　　這是被廣泛認知的香港，一個擁有7651座摩天大樓、3600多家外資企業和超過9000個無線上網點的國際大都會。

　　而我真正認識這座城市，卻是因為大巴車裏坐在我身旁的小黃——我在香港遇見的第一個公務員。

　　5月底，26位來自內地不同媒體的記者組成一個赴港採訪團，我在其中。

　　一

　　見到特首曾蔭權的時候，距離他卸任只有30多天。

　　他待人很親切，自嘲自己的普通話“怎麼説也説不好”，還指著記者的相機説，“我也喜歡攝影，只是技術不好。”

　　合影時，一個同行跟香港“一把手”開起玩笑，“能傳上微博嗎？”“可以！”他乾脆地同意。

　　曾蔭權在採訪中提到，香港人對於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的要求，不是和美國比，也不是和新加坡比，而是和完美比。

　　“我們常常被拉進法庭的。”他笑著補充道。

　　走出曾蔭權所在的辦公樓，旁邊的特區政府新總部大樓很吸引眼球。

　　“有點像央視大樓啊。”一個團員笑著説。這棟建築的造型如同大門，兩側主樓中間的地帶是一個狹長的綠化帶，可以直接通向海邊。在建築師的理念裏，這個造型的寓意是“門常開”，象徵開明政府。

　　事實上，如果你有時間並做一個簡單的身份登記，就可以直接進入一層會議室旁聽政府會議，結束後還可以在大樓的咖啡吧裏喝杯咖啡，如果運氣好，也許可以看見特首走過。外面，不時有三五成群的路人談笑著穿過這道“門”。

　　當我們來到中區政府合署大樓，準備採訪候任特首梁振英時，剛一進門，便聽見有閃光燈“咔嚓咔嚓”聲響起。

　　在大廳西側的角落，幾排香港記者正扛著“長槍短炮”，他們面前一米多高的案臺上，擺著印有不同電視臺標誌的牌子。我想，曾蔭權2005年雙手插著褲兜吹著口哨走進政府總部的經典鏡頭，大概就是被這些同行抓拍到的。

　　“一有人走進大樓他們就會拍啦。”小黃很鎮靜地告訴大家。他是香港政府新聞處一位年輕的助理新聞主任，也是這次陪同我們採訪的三位“導遊”之一。

　　內地記者們顯然都對這些長期蹲守的香港同行很感興趣。一位來自上海的記者好奇地問：“這難道不會受到管制？”

　　“不會喔，只要申請就可以了，記者喜歡什麼時候來都可以。”小黃的普通話還帶有明顯的粵語腔。

　　“那你們煩他們嗎？”另一個年輕的女記者開玩笑地問。

　　小黃略感納悶地説：“不會喔，這是他們的自由嘛。”

　　就這樣，我們在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樓下，七嘴八舌地聊起了香港媒體生態。小黃介紹説，即使知名度很小的報紙，只要提出採訪要求，他們都會儘快給出書面答覆並儘量安排採訪。在他看來，香港記者的提問方式要“尖銳得多”，他們採訪官員時往往不停地追問、不停地打斷，“非要得到一個答覆”。而在政府新聞處，會有一些公務員每天都要讀報紙，負責收集重要信息。

　　全香港“中新聞毒”最深的公務員，其實是曾蔭權。報紙往往被他視為“早餐的一部分”。他曾説：“我會邊吃邊看其中的6份。通常我都會看到‘心跳加速'，接著我會去教堂冷靜一下。然後，再回到辦公室翻閱其餘報章。”

　　“批評是一定要有的。”小黃這樣看待香港報紙的尖銳。

　　“那香港企業辦新聞發佈會的時候，會不會給記者車馬費啊？”一個內地同行突然湊過來問。

　　看見小黃不解地皺起眉頭，有人提醒道：“就是禮品、紅包啊。”

　　“給記者錢喔？不可以的！”小黃恍然大悟般，連連擺手。

　　二

　　香港是個很容易讓人傾倒的城市。全球大概有一半人口居住在距此飛機航程5個小時以內的地方，這裡700萬人口當中8%擁有外國護照。在某個國際賽馬日，有超過10億人通過20多家電視臺將目光停留在沙田馬場。九龍的旺角區，平均每平方公里會有130000人次在此駐足，為世界之最。

　　但這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香港，卻有著另一番景象。

　　在政府新聞處會議室裏，譚主任握著一個麥克風面對全團，他是新聞處的高級新聞主任。“這是我接待過最大的採訪團。”他用並不熟練的普通話與我們開起玩笑。

　　他為我們發放了5頁紙的行程安排，大部分日程與香港的高速發展有關。“各個部門會提供新聞通稿作參考嗎？”有人問道。譚主任微笑著搖了搖頭。

　　這是我第一次走進香港政府機構駐地，儘管它有一個似乎並不搭調的名字——美利大廈。

　　它也的確更像是一個老舊的寫字樓。樓外的白色墻面有點掉皮，一層沒有大廳，進門右手邊就是電梯。樓道只有一米多寬，鋪著灰色地毯，每隔幾十米便挂有一疊火警疏散路線圖，紙很舊，背面是過去的新聞簡報。

　　我探頭看了看辦公室：公務員們的辦公空間是開放式的，除了新聞處處長外，再沒有人有獨立的辦公室。大部分人的桌上都堆著厚厚的文件，墻上則挂著各式各樣的公益廣告海報。在一張很醒目的橘黃色海報上，寫著如何讓報稅又安全又快捷的廣告語；另一張則是指導市民如何申訴的，海報上有很多把鎖與一把高懸的鑰匙，寫著“申訴若然理據足，專員為你解困局”。

　　譚主任告訴我，這裡曾經有七八個政府部門聯署辦公，如今除了新聞處外，其他機構都已經搬入特區政府新總部大樓。未來，這座存在43年的美利大廈將改建為酒店。

　　其實放眼整個香港，大部分政府部門都沒有自己的辦公大樓。更有“窘迫”者，如位於旺角的貿易署大樓曾為了開源節流，將一樓沿街的門面房租給超市和小店。作為“公私界限”，一樓到二樓是手扶電梯，二樓以上才是廂式電梯。饒有意味的是，這些門面房起初的租金要比市場價略低，結果曾引發一場社會大討論——政府以公共財産“讓利”，是不是造成對“租戶”以外納稅人的不公平？

　　説實話，我的興趣已經從那個光鮮繁華的香港，轉移到了想對特區政府的運作方式一探究竟。

　　三

　　在去往採訪地點的途中，我通常坐在大巴車的最後一排，正好挨著小黃。他剛剛進入新聞處工作半年多，穿著一身筆挺的西服，戴一副黑框眼鏡。

　　香港大約有156000多名公務員，分佈在12個決策局、61個部門和機構。走在大街上，每45個人裏，就能遇到一名像小黃一樣的公務員。

　　我問他，做公務員之前對特區政府是什麼印象。

　　“清廉。”他的回答簡明扼要。

　　他説自己小時候曾聽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公務員負責派發汽車牌照，做事勤快，效率很高。有位市民很快拿到牌照，便送了他一些糕點以示謝意。結果這位公務員當即把糕點退了回去。

　　“很小的糕點，不貴啦。”説到這兒，小黃靦腆一笑，“那時候我還小，就覺得那一點蛋糕吃了就可以了喔。”

　　“但後來再想一想，如果能吃糕點，就可以吃其他的東西。”他試圖給我打一個比喻，連説了兩次“糖衣”。

　　“糖衣炮彈！”我提醒了他一下。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重重地點了一下，“對！從小開始，慢慢你就不覺得大。”

　　事實上，作為普通香港公務員，如果獲贈的禮物價值不超過50港元——這相當於在香港買8份報紙的錢，可以私人保留禮品，但仍須填寫申報表，供部門存檔。

　　如今打開梁振英的個人網站，能清晰地查到這位新任特首在過去幾個月收受的公務禮品清單——4盆蘭花、3個花籃、一瓶香檳酒、一本書、一套光碟及7套學習卡。至於處理方式，他要麼到政府物流服務署估價後把鍾愛的禮物買下來，要麼將禮物交給政府。

　　作為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適度與保守”的原則已經滲入到這個官僚體系的一舉一動中。

　　它滲入到公車的使用裏。截至去年7月，香港擁有6343輛政府公車，但如果算上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和立法會主席，能夠享有專車待遇的公職人員不到40人。每10個公務員裏有9個人習慣於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在過去3年裏，大街上挂有公車專用AM牌照的豐田或日産車（這兩個品牌因其售價適中、節能環保而構成香港公車的主體）減少了400輛。

　　它滲入到公務宴請的標準中。這裡的公務接待標準分別是午餐人均350港元與晚宴人均450港元，菜品原則上不超過6道。在寸土寸金的中環，如果不想吃得太過寒酸，自帶紅酒必不可少，若與飯店經理相熟，還要力爭少收“開瓶費”。

　　我們在香港的8天裏，只吃上一次港府請客的“公家飯”。正好6道菜，味道很好，就是有點兒沒吃飽。

　　它甚至滲入到一張公幹出差的機票中。2008年，時任特首曾蔭權赴美國舊金山出公差，彼時他恰好有私人前往美國休假的計劃，結果，公家沒給報銷，特首自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統一訂購機票，則要經過嚴格的比價程序：購買的機票不超過兩萬元，須取得最少兩個報價；如果超過兩萬元，則須取得最少5個報價。

　　小黃告訴我，就連因公務旅程費用而獲取的飛行積分也屬於公共財産，“一定要交還的，不可以亂用的。”不過有時候他也會偷個小懶，在機場人員準備贈送積分時，他會擺擺手：“不用不用！”

　　在港期間，我們的採訪團有幾次集體聚餐的機會，而小黃和另一位新聞主任從來不肯落座，他們通常會去吃茶餐廳或壽司店。

　　後來我得知，這涉及一條與政府聲譽有關的規則：公務員應避免接受任何過分豐厚或頻密的款待，以免履行職務時造成尷尬、令政府聲譽受損，或引致任何可能或實際出現的利益衝突。

　　在香港公務員系統內，《公務員品行總則》往往被視為一份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標準——公務員不得有任何令人懷疑公務員隊伍是否公正，或令政府聲譽受損的活動或行為，否則將受到紀律處分。

　　關於此，時常被人們想起的案例包括：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因“避稅買車”被迫辭職，前教育局秘書長羅范淑芬因干預學術自由被迫辭職，香港廣播處處長朱培慶因觀看脫衣舞被媒體拍下照片被迫辭職。

　　“在香港有很多的規矩要去遵守，有時候也會覺得有一點麻煩。”小黃坦誠地説，“煩”落在了二聲。

　　他隨即補充道：“因為每一分錢都是香港市民納的稅，所以要對他們有個交代。”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約束和法律都沒有了，你還會遵守這些原則嗎？”我突發奇想地問道。

　　他皺著眉頭想了一會兒，把右手放在心口的位置，轉過頭説：“我覺得我還是會先問一問自己，先問一問自己這是不是對的，問一問自己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

　　四

　　小黃參加公務員考試時的一道面試題很有意思——如果你陪局長去電臺做節目，有市民打電話來罵局長，你該怎麼辦？

　　小黃説自己當時的回答是：要記下他的意見是什麼，回辦公室後就為局長找一些背景資料，“局長沒可能什麼都懂吧”。

　　他強調道：“最主要的，一定要去回復這個市民的批評。”

　　“其實我也不知道正確答案喔。”小黃又補充了一句。

　　我很想找到這個答案。

　　次日早上，我來到立法會參觀。立法會在香港被視為民意的代表，擁有制定法律、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對政府工作進行質詢，甚至彈劾行政長官的職權。而每週三召開的立法會會議都將在全港直播。

　　在這裡，一切都是“動真格”的。去年年初，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就曾以“14票支持，40票反對”，否決了特區政府申辦2023年亞運會的撥款申請。

　　這樣的制度安排也決定了香港審計制度的良好運行。每年4月和11月，擁有獨立地位的香港審計署都要向立法會遞交報告，對各個部門的大小問題作出績效審計。而被點名部門的官員，則要到立法會的政府賬目委員會接受聆訊。

　　最重要的制衡邏輯是——如果被聆訊官員所在的部門知錯不改，意味著第二年的預算很有可能被否決。

　　2009年立法會政府賬務委員會聆訊鄧爾邦的答問會現場，常被港人提起。儘管他是律師出身，但這位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還是丟盡了顏面。他被質問28人晚宴如何花掉1.52萬元，被質問赴京為何住3000元一天的套房，還被質問在室內空氣質量極佳的情況下，為何用7.8萬元買空氣凈化機。在這場面向全港現場直播的答問會上，鄧爾邦幾次發言均被議員們打斷。

　　不止於此。2007年審計署發表了有關旅遊發展局缺乏良好企業管治的報告。接下來，從當年12月到次年2月，立法會政府賬目委員會對旅發局官員共進行了15次共46個小時的公開聆訊以聽取證供。

　　香港審計署署長鄧國斌曾這樣形容立法會、審計署、政府之間的“三角”關係：“10月底我的報告出來了，很多官員就要排著隊去立法會解釋，那下面的公務員自然會怕，你的上司在立法會被人罵完，回來還不罵你？”

　　臨走前，我報名參加了立法會的導賞團，手續不複雜，亮明身份證即可。

　　導賞團裏內地遊客居多。最小的一位則是一個正在上小學的香港女孩，他的父親對我説：“趁放假，帶她來感受一下。”

　　立法會大樓的核心是議事大廳。特區區徽下方是立法會主席座，正面和左手邊是議員席位，右手邊是官員席位。二樓的位置則是環繞大廳高高在上的公眾旁聽席，下方主席的主持、議員的表現、官員的應答，都可一覽無遺。

　　一篇介紹立法會的文章曾這樣總結議事大廳的設計者有意或無意間傳達的政治理念：“所有政治家都必須時刻牢記，雖然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權力，但真正掌握權力的卻是‘他們頭頂上'的人民。”

　　而只要出示身份證件，香港市民就可以進入立法會旁聽。我們坐在旁聽席上聽導賞員講解，不少人左右張望，用新鮮的目光打量著全場。

　　一個30歲上下穿綠色POLO衫的男子抬頭問導賞員：“哎，要是選上議員有工資嗎？”

　　獲得肯定的答覆後，他一下子來了精神，“吵吵架也能掙錢啊！”

　　“大部分議員呢，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他們願意競選議員可能是出於一種社會責任感。”穿著藍色西服的導賞員解釋道。

　　坐在我旁邊的兩個中年女子，並沒有參與討論，而是私下交換了一下意見。

　　“這套東西能保證效率嗎？我覺得不能。”其中一個搖搖頭。

　　另一個戴著眼鏡的女子似乎還沒有想清楚：“但我覺得這樣做能讓政府更透明。”

　　立法會大樓內有一家紀念品商店。除了一般性的禮品，這裡還可以買到3本上百頁的《報告書》，內容分別與議員違規、官員違規和政府賬務審計有關。銷量最好的商品是個硬皮本，金色封面上印滿了“盡忠職守、民主、承諾、廉潔奉公、審慎、尊嚴、高透明度、積極回應、公眾參與、公平、公開”這些詞語。

　　商店對面是模擬課堂。很多小學生在這裡都喜歡翻看一本漫畫書，封面上畫著一個穿橘黃短褲白上衣的小男孩，他舉起右手，緊握拳頭，喊出了“我要做議員！”的口號。事實上，孩子們常常在這裡扮演議員，並且會就“3至8歲小孩亂拋垃圾應該被罰”或者“3至8歲小孩破壞公物無罪”這樣的議題爭得面紅耳赤。

　　離開大樓時，門口有一群年輕人正在舉著橫幅請願。一個香港學生告訴我，他曾看到過，為方便請願者及時看到樓內公共政策討論現場的直播，立法會的工作人員專門搬出了兩台電視機。

　　我一下子想起了金庸在參與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時説過的話。他説，立法的初衷就是讓香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

　　毫無疑問，這座城市不乏將防止政府犯錯視為公民責任的人。

　　五

　　如果不是碰到梁太，我會少收穫好幾個讓人心有慼慼焉的香港細節。

　　在完成預定最後一天的採訪後，我們與新聞處的朋友共進午餐。

　　我們無意中聊到香港電臺，新聞處一位副處長快人快語：“香港電臺是政府辦的公營廣播機構，但它裏邊的新聞部卻是獨立的。這你能想象嗎？是獨立的！是批評的！”

　　大家都叫她梁太，身材瘦小，性格直率。她提到，有一次政府委派了政務官去香港電臺做臺長。

　　“他們新聞部用什麼迎接他呢？用黑地毯。”梁太説，這是因為新聞部不想要外行管，“好可憐，那可是政府部門哦。”

　　這番介紹，讓我們全都瞪大了眼睛。

　　梁太又聊起一個與香港品牌有關的故事。

　　早在2000年，香港請國際公關公司打造出一個“香港品牌”，其核心價值是：文明進步、自由開放、安定平穩、機遇處處和追求卓越。及至2010年，香港政府決定以一種全新的面貌改變這一品牌。 “2001年主要對外，是要對全世界人説香港50年不變。我們今天需要檢討的是，這個地方的人民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什麼，追求又是什麼？”梁太解釋道。

　　特區政府選擇了這樣一種方式——他們提供幾十張照片，由民眾自己挑選最能表達心情的價值。

　　很多香港人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有人選了會下金蛋的雞，代表競爭；有人選了一架天平，代表公平；有人選了一個小漁村，代表歷史；有人選了集會，代表自由；有人選了青山綠水，代表環保。

　　“你知道最多人選的是什麼嗎？其實有點讓人心酸。”梁太告訴我，冠軍是一張全家人一起吃飯的照片。

　　最終，新的香港品牌裏，“優質生活”成為這個城市嶄新的願景之一。保育中環計劃也開始同步推進，政府在寸土寸金的中環大幅減少商場規模並擴大公眾休憩用地面積。

　　“我想，公眾參與本身也是這座城市的核心價值吧。”梁太補充道。

　　後來，我又專門和梁太聊了一次。再見面，她選擇講自己的故事。

　　她的表妹在深圳生活，表妹夫則在一家大型國企工作，職位越做越高，已經升遷到北京。每次梁太到深圳，都是車接車送。

　　“覺得很平常，高幹都有這個權力。”梁太説，“我們就不行，她來香港，我沒有車子，也沒有這個特權。”

　　表妹的兒子英國碩士畢業，她一個電話打到香港：“表姐，你在香港做副處長吧，很高啊，你介紹我的兒子在香港找個工作？”

　　梁太答道：“真的有點難，我還沒有幫自己的兒子找工作呢。”

　　她對我感慨，原來這就是兩地不同的地方。

　　“他們這麼位高權重，還要找後門才能有把握找到一份工作。” 梁太説，“我沒有這個權力，但也不用擔心需要走後門。”

　　“我的兒子他要找工作，我沒有擔心。他有實力就找一份好的，或者第一份工作沒有這麼好，他幹一兩年，就可以憑他的實力再去考一份好一點的。”梁太覺得，這是她相信的價值觀。

　　梁太是我在香港遇見的最後一個公務員。

　　六

　　如果把香港特區政府比喻一個人，我有時覺得，它像是一個謹慎持家卻又做不了主的女人——她常常被批評、質問，但她也因此而變得更單純與賢惠。

　　這個城市的繁榮，與這樣的政府的的確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香港是簡單的。在香港開店的商人會發現這裡的稅負很低，沒有複雜的政府表格，每年大概只需要繳納3次稅款。這裡的官員往往不會插手他的生意，或揩他的油，因為法律不會對這樣的行為網開一面。前車之鑒包括一位接受了2000元港幣月餅券即被判囚3年，並賠償1萬元的水務署助理督察，另一位退休警長似乎更加倒楣，他因為接受了免費住宿而遭來15個月的牢獄之災。

　　香港是透明的。新的地鐵線即將穿過一個街區，這裡每個街角處會多出4疊塑封的地鐵3D效果圖，上面會詳細標明地鐵的工程進展。這些信息公開文件會細緻到標明工程範圍內有幾百棵樹，其中多少棵予以保留並要再種植多少棵這樣的地步。只要登錄香港特區政府網站，你可以輕鬆找到算上樑振英在內的所有政府人員的聯絡方式。而每當行政會議人員變更，媒體總會熱衷於根據他們必須公開的利益申報，做出一份嶄新的身價排行榜。

　　香港也是有人情味的。無論在富人區還是平民區，步行10分鐘總能找到一個鍛鍊身體的公園以及一條彎彎曲曲的塑膠跑道；殘疾人出門不是件多麼艱難的事情，紅燈亮起前，總會有“叮叮叮”的提示音響起，而過街天橋下，也往往設有升降式電梯。在香港第一個國家地質公園的門口，立著一個藍色的錨型雕塑。那是1978年的時候，香港修建萬宜水庫，3名工人在工程中遇難，施工公司就倣照那些水壩上為擋海水而特製的錨型石形狀，為他們建了這樣一個特殊的紀念碑，並涂成藍色，象徵海水。

　　香港並不缺少物質上的驕傲。這裡有全球第二大的上市交易所和全球第二穩健的銀行，有一條通往廣州的高速鐵路，還將有一座連通港珠澳的大橋。但它也需要立法會的吵鬧，需要廉政公署的“請喝咖啡”，需要代表法治精神的泰美斯女神雕像，需要審計署的報告。它需要一個良善的特區政府——那個做不了主但一心謹慎持家的賢惠女人。

　　如果沒有這些，香港很難被稱為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