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人物】

　　趙晗

　　唐婭

　　呂亞鈞

　　謝仲愛

　　唐曉姣　香港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　總幹事

　　趙晗的香港同事

　　梁國城　香港舞蹈團　藝術總監

　　許榮茂　香港新家園協會　會長

　　記者：香港以其獨特的歷史文化、經濟活力被譽為東方之珠，萬花筒般的世界也因此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到這裡學習、工作乃至定居。那麼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至今一個數字高達70萬的新群體逐漸來到這裡，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包括商業、服務業、文化教育傳播乃至更高端的金融業，那麼這些人為什麼會來到香港香港怎樣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與香港之間又發生了怎樣的故事呢？今天我們就將走進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

　　記者：香港究竟什麼地方吸引了你？

　　趙晗：其實我是在進入清華以後的軍訓收到了港大招生的信息，當時我一看香港大學，然後我有同學就議論説香港除了購物還有什麼呀，但是我心裏就覺得香港這個地方對我就有一種莫名的吸引。

　　七年前，還在清華大學讀一年級的趙晗與來內地招生的香港大學不期而遇，結果一種走出去的渴望讓她放棄了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清華經濟管理學院，而選擇了香港在北京生活了太久，我就是挺想離開，北京這個一切于我而言太熟悉、太理所應當的地方，我也去聽了港大招生的講座，我看見那些教授、那些老師，我就感覺到他們的氣質，跟我所習慣的老師的氣質很不同，我不知道這種不同背後究竟是什麼，但是我覺得這種多元化，而且他們的氣息挺吸引我的。

　　就在趙晗來到香港的同一年，一個名叫唐婭的舞蹈演員也從內地來到了香港，與趙晗有所不同的是香港對於唐婭來説清晰地意味著一個夢想。

　　唐婭：我就是在一本舞蹈雜誌上看到香港舞蹈團在招演員，我之前有耳聞過這個團，就是很專業的一個團，然後香港又是一個自己沒有來過的地方，覺得好像挺嚮往的一個大都市。

　　唐婭，畢業于北京舞蹈學院，二十歲出頭就已經是杭州歌舞團的臺柱子。2005年通過考試，她進入了香港舞蹈團，但卻僅僅是一名跳群舞的演員。

　　記者：那當時(香港舞蹈團)同意你來，有沒有跟你説，你來了以後是做主要演員，還是做群舞演員？

　　唐婭：當時説得很清楚，我考的時候就考的群舞演員。

　　記者：甘願嗎？

　　唐婭：甘願的，我考上一個平臺很高的團體，那我覺得我既然喜歡，我就得去做。不管在任何一個地方，就會覺得金子在哪都能發光。

　　就在唐婭和趙晗來到香港的這一年，30歲的呂亞鈞辭去了當時國家外經貿部主任科員的職位，前往美國求學，當時他已經工作五年，曾參與過有關WTO的多項工作，還被評為優秀公務員，升遷的機會也近在眼前，但是他仍然放棄了。

　　呂亞鈞：可能再等一兩年，我就可以當副處長，然後處長，這是一個可以非常看得清的一個軌道，但是我當時走呢，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對挑戰的那種渴望。

　　經過兩年的學習，呂亞鈞在著名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獲得了MBA(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美國最著名的兩家投資銀行都為他提供了留在美國的機會，呂亞鈞卻最終選擇了香港。

　　記者：畢業以後呢，為什麼不留在美國？為什麼又選擇到香港呢？

　　呂亞鈞：因為我學的是金融，金融這個行業呢，有點像遊牧民族，就像它必須要逐水草而居，所謂的水草在金融這個領域裏是你的經濟活力，你的客戶資源，你哪的經濟發展GDP(國內生産總值)增長，所以在這個領域裏面你需要回到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

　　那在你看來，香港在世界經濟的地位當中，它是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呂亞鈞：作為做金融這個行業來講，香港的確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特別是中國經濟，在背後強有力的支持，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講，我又有能夠利用我的文化背景的優勢，我需要回到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個地區，利用我自己最熟悉的這些語言文化的特點，能夠把自己的事業推向一個比較高的點。

　　根據香港入境處統計，回歸十五年來像趙晗這樣通過求學留在香港工作的內地人已經數以萬計，而唐婭、呂亞鈞則得益於香港政府推出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和“優才計劃”，這個計劃已經吸引了5000多名專業人才來到香港。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每年大約5萬人的龐大內地人群來到香港。

　　記者：你來香港之前是做什麼的？

　　謝仲愛：開一個童裝小店的。

　　記者：那怎麼來香港呢？

　　謝仲愛：我的丈夫來了這裡，不可能兩地分居。

　　謝仲愛的公公婆婆幾十年前從廣東移居香港，2001年前後丈夫譚精想的三個兄弟姐妹也紛紛跟著老人家定居香港，2006年謝仲愛帶著女兒投奔丈夫，像她們這樣為了家庭團聚來香港定居的佔內地來港人群中的大多數。

　　記者：剛來的時候，你們住的房子有多大？

　　謝仲愛：20平方米。

　　記者：20平方米？

　　謝仲愛：是啊，一家四口，很小啊，很想回去，説不想住在這個鳥窩、鳥籠裏面這樣想。

　　香港的高房價、空間狹小已經為世人熟知，一般新來香港的一家三四口居住在10平米左右的小屋裏可謂司空見慣。

　　謝仲愛：我女兒來到(這裡的)學校，認識的新朋友又不多，住房又憋窄，吃的也沒有(內地)那麼新鮮，最初都不滿意，後來爸爸媽媽在這裡工作，(一家人)在一起了，説得我都要掉眼淚了，不好意思。

　　記者：想得通嗎？

　　謝仲愛：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想不通的，但是既然來到了，一定(要)適應它了。

　　趙晗：特別是剛來面對生活、文化都有差異。那個時候的確有時候會質疑我這個選擇是不是錯了？

　　唐婭：不習慣，真的不習慣，後悔過。

　　香港以它的繁華、璀璨吸引著各式各樣的人們，從內地各個地方來到這裡。但香港同時也意味著異鄉的漂泊、激烈的競爭、快速的節奏以及狹窄的居住空間，初來乍到的人們能否適應這裡的新生活？又是什麼在吸引著他們一直留在這座城市？

　　初到香港、陌生的語言、生活習慣的差異還可以慢慢適應，但疾病的困擾始終是讓人軟弱下來的那根稻草，懷揣藝術夢想的唐婭終於進入了一個更加國際化專業化的舞蹈團，但來香港的一個多月後，就因為一次偶然手指骨裂。

　　唐婭：當時我們辦公室有個同事陪著我的一個女孩，她説你要去醫院做處理，她就陪著我去了瑪麗醫院，那是一家公立醫院，排隊我記得等了一個多小時，到我了，然後醫生就來給我檢查，然後他説你不行，你今天得住院，我就記得是一間就搭了一間床位給我。很矮、很窄、又短，然後那間床位我就坐在那兒，我實在睡不下去，因為公立醫院人很多，記得等到十一點多，我同事都等不下去，等到半夜一點，然後醫生來了，終於來了，然後就跟他去了手術室，然後躺在那個手術(臺上)，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就大哭你知道嗎？

　　記者：你是因為疼而哭？還是很委屈而哭？

　　唐婭：又疼又委屈。

　　記者：那時候動搖過嗎？

　　唐婭：那個時候我就挺後悔的，幹嗎呀，杭州好好的，主要演員當著，幹嘛非得來這兒？

　　在隨後的一年時間裏，唐婭又在排練中不慎摔傷，先後導致鼻骨骨折和腳骨骨折，於是媽媽把她接回了貴州遵義的老家整整休養了兩個月。

　　唐婭：(但是)我覺得自己選擇的，就是自己選的一條路，就得走下去。

　　實際上，作為香港舞蹈團當時一名普通的群舞演員，能讓她忍受生活的孤獨無助繼續堅持下來的是她來到香港的初衷。

　　記者：你覺得香港舞蹈團跟內地舞蹈團相比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唐婭：以排練和演出的狀況來説吧，香港舞蹈團排舞劇一年四到五部，但是在內地就算是中央團體，一年一部已經算是最多的了。

　　記者：機會太少了。

　　唐婭：太少了，香港舞蹈團，它首先的定位就是做舞劇，不參加商演。

　　香港舞蹈團是香港政府直接資助的非營利性機構，旨在推動中國民族舞蹈的創作，對於唐婭這樣的舞蹈演員來説，舞劇才是實現自身藝術價值的體現。

　　記者：你在香港的演出，你能感覺到香港的觀眾和內地的觀眾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唐婭：舞蹈團很多節目都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香港舞蹈團的觀眾都是買票進去看的，我知道內地有一些演出是送票，我們謝幕，大幕沒有拉下來之前，觀眾是不會走的，一個人都不會走，一直在鼓掌，甚至有時候我們有演後藝人談，願意的觀眾會留下來跟主演或者是主創人員交流，這樣子的。

　　記者：這個對演員很重要嗎？

　　唐婭：非常重要，這是演員的一個價值，非常棒。

　　記者：非常棒？

　　唐婭：對，這種認同感是對於一個職業舞者來説是非常棒的一個體驗。

　　作為一個追求藝術的專業舞者，唐婭在香港找到了一個更加專業、更加純粹的舞臺，於是她選擇了堅持與留下。2008年從香港大學畢業的趙晗同樣選擇了留下，她所學的專業是香港最熱門的經濟、金融，而且成績優異。於是趙晗很順利地進入世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這是一個讓香港本地人都羨慕不已的高端職業。但是趙晗僅僅在那裏工作了七個月就毅然辭職。

　　記者：為什麼在那兒只幹了七個月就離開？在這兒有了一個這麼好的飯碗斷然自己把它砸碎，這可不多見。

　　趙晗：可以説在會計師行裏面才讓我認識了一個不一樣的香港，就是一種中環的價值和文化，可以説在那裏面的工作是非常考驗你體力的，因為我們經常要熬夜。

　　其實這就是香港中環一些公司的寫照，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而中環區域則是中心的中心，在這些密集的高樓大廈裏有數不盡的投資公司、銀行、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行，這裡的效率世界領先，這裡的人所承受的壓力也讓人難以想象。作為一家國際著名投行的高管，呂亞鈞也深有體會。

　　呂亞鈞：來到香港之後，幾乎沒有一個時間你是可以讓自己的頭腦休息下來，即使你的身體可以休息，頭腦也是很難休息。

　　記者：我聽人説過在香港工作，尤其是搞投行的，如果你在香港都幹過來了，那全世界沒有你幹不下來的地方，是這樣嗎？

　　呂亞鈞：説一段我自己的經歷吧，有一次我連續熬了兩天之後，然後我回到酒店，大概睡了5個鐘頭，醒來以後我發現我的電話，大概有4個未接電話都是我的領導打過來，我試圖跟他解釋説我前兩天都沒有睡覺，但是我只説了前兩個字，馬上就被打斷，説不要跟我解釋，馬上在10分鐘之內回到公司，這個是你應該做的。

　　記者：那你不覺得殘酷嗎？

　　呂亞鈞：會，但是這是行業的規矩，你必須去學會適應它，否則你會被淘汰，投行的確是一個高壓力、高效率的地方，大家對你的期待實際上更多地是期待你是一種以機器的方式按時、按質完成這件事情，不會夾雜太多的個人情緒在裏面。

　　記者：你覺得這樣過日子有意思嗎？

　　呂亞鈞：你當然不想這樣過一輩子，但是對於我來講，我覺得在你轉型的頭幾年，在你還年輕、還有精力，還可以拼搏的時候，你是希望能夠在這種高效率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下面歷練自己，為將來打下一個更好的基礎。

　　經過幾年的努力拼搏，呂亞鈞已經在高房價的香港買下了屬於自己的房子，但是對於趙晗來説，中環儘管代表了眾人追求的精英生活方式，難以適應的她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考。

　　記者：白領、收入高、能買得起房子、能出國旅遊，很多大部分香港的白領追求的是這個。

　　趙晗：雖然我付得起房租，買得起漂亮的衣服，但是我越來越不知道我是誰。我什麼都有的時候就丟了自己，我覺得這樣不值得，我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是一種耗、在耗竭，我並不覺得有任何成就感，你越走在梯隊的前面，其實越沒有自由，路越走越窄，然後我是被裹挾著。

　　如今回憶起自己的心路歷程，香港大學是讓趙晗開始學會獨立思考的起點。

　　記者：那我們很想知道，你從清華到港大，你發現這樣一種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有什麼異同沒有？

　　趙晗：最大的一個感觸就是怎麼沒人管我了，原來在清華的時候，我們是有很嚴格的班級的制度，一來這兒什麼都是自由的，獨來獨往，自己對自己負責。

　　記者：但是這樣一種完全異同的方式，對你的價值觀有什麼影響嗎？

　　趙晗：會讓我更獨立，我現在開始得自己要決定一些自己的好惡、自己的方向、自己規劃自己、我自己思考什麼是對的、什麼是好的，我決定不再跟精英的價值觀，不再那麼容易去聽別人説什麼是好，可以説北京是我成長的地方，而香港是我成熟的地方。

　　因為香港，趙晗開始成熟，唐婭找到了自己的舞臺，呂亞鈞為自己的事業打下基礎。那麼除了他們，像謝仲愛這樣文化、技能水平都相對較低，卻佔絕大多數的新香港人生活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謝仲愛：我老公呢，以前在內地那邊也是做室內裝修的，在家鄉舒服一點，可以做老闆，但是來香港要打工，很辛苦，真的，做的那個手臂都有勞損。

　　謝仲愛的丈夫做裝修，工作不穩定、收入也不高，為了補貼家用，剛到香港的謝仲愛只好在酒店當服務員，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跟廣東開平老家富足悠閒的生活相比，差距很大。

　　記者：那可以告訴我嗎，就是你們一家人，你和你老公每個月能賺多少錢？生活開銷夠不夠？

　　謝仲愛：兩個人一萬多差不多，夠那個生活開支了，簡單一點，煲的湯沒有太多的營養，這樣了，買便宜一點的菜，算著那個錢來花。

　　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絕大多數都是像謝仲愛一家這樣的通過投親方式移民香港的。根據香港政府的規定：只要符合投親的條件就可以獲得來港單程證，在香港居住、工作滿七年以後就可以轉為香港永久居民，而未滿七年的來港人士都被稱為新移民。

　　唐曉姣(香港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　總幹事)：主要是因為家庭團聚才會過來香港，那麼家庭團聚裏邊最主要的又是夫妻團聚，大部分可能是40歲左右的女性為主，這個群體一般來説在內地受中學的這個學歷教育。

　　這裡是一個叫新家園協會的公益組織，專門為來自內地的香港新移民提供各方面的免費服務，也是目前香港唯一的一家服務新移民的機構。據它們的統計，現在香港已經有70多萬來自內地的新移民，其中70%左右都是像謝仲愛這樣的低收入群體。唐曉姣是新家園協會的總幹事，也是一名來自四川的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

　　記者：這些新移民來到了這裡之後，他們普遍遇到的是些什麼困難？

　　唐曉姣：如果他來自廣東還好，但是如果説來自其它地方，語言不通那他需要去學習語言，那麼另外就是他們需要有一份工作，小朋友在這裡讀書，他們可能因為不了解香港的教育制度或者是福利的體系，有很多資源他們不了解，也會造成自己不知道怎麼樣去跟社會融入這樣一個問題。在經濟上面對他們來説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困難，我們香港政府有個統計：如果香港普通的市民家庭每一個月的收入是一萬八千左右，但是新移民的家庭每月的收入是接近八千，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落差。所以我們就覺得就業、就學、融入都是他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於初到香港的內地人來説，無論是語言、文化還是生活方式、社會環境都有著明顯的差異，都需要每一個新香港人去適應、認識乃至磨合與改變，直到融入這個新的生活空間。那麼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對香港有著怎樣的新發現？香港又將如何改變他們的命運？

　　中環，既是香港的地標，也是香港生活的標桿，但是年輕的趙晗卻選擇了離開這裡，並開始重新反思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2009年，辭職後的趙晗去到了5.12地震的重災區北川和香港的志願者團體一起為災後重建做心理援助工作。

　　趙晗：大概住了得有一個多禮拜，我就回來了，那時我就覺得這一個禮拜的經歷真是比我七個月在會計師行不知道對我的震撼多多少倍。

　　從北川回到香港之後，趙晗就進入了一家公益機構當起了義工，專門為北京的外來工子女教育提供培訓、心理輔導等服務。

　　記者：你受了這麼好的教育，你理當應該成為一個白領，幹更體面的工作，有更好的社會地位，更好的收入，怎麼會從事義工呢？這是不是一種浪費？

　　趙晗：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説你接受了好的教育，你就要為你自己攫取榮耀，攫取地位，但是這是教育的真意嗎？難道一個精英他汲取了最豐富優厚的教育資源、社會資源，所有的日月精華集于他一身，他就為了個人膨脹嗎？

　　其實在香港像趙晗這樣當義工從事公益事業的人成千上萬，香港早已形成了一種成熟的“義工文化”。

　　趙晗：我對於香港還有一點覺得很欣賞，就是這裡有很多元的、很盡責的一些民間組織，我並不覺得香港人都是拜金的，其實我身邊很多朋友有很多從事公益事業，我也並不是一個有多麼高覺悟的人，只不過是一個想踏踏實實認真做點實事，忠於自己的人。

　　不久，趙晗就被這家公益機構聘用為專業人員，但收入與最初的會計師事務所天差地別。

　　記者：做義工，你所收入的東西肯定是精神上的可能很多，但還有物質呢？

　　趙晗：當我們外界的生活告訴你要活得高雅、活得高貴，什麼物欲都要儘量滿足的時候，我覺得其實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樸素並不代表著邋遢或者馬虎或者是卑微，相反我覺得在這三年在這個機構的服務服侍，更是讓我有了一個新的領悟，其實我覺得儉樸的生活、樸素的生活非常舒服。

　　2009年，趙晗的命運由此轉折。也是在這一年，唐婭終於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峰——經過四年多的努力，唐婭從一名群舞演員一步一步成為當時香港舞蹈團唯一的首席女舞蹈演員。

　　記者：就是平時你的訓練，你感覺到你比別人付出更多嗎？

　　唐婭：我不能説我比別人付出的更多，我只能説我很認真對待我的工作，就是包括我的訓練也好，包括我在做群舞演員的時候，我一定認真做任何一個角色，哪怕我站在後面，我也很認真地去跳。

　　記者：你自己覺得自己是金子嗎？

　　唐婭：我覺得只要你做得好，你站在最後一排觀眾也能看見，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説很重要，也是能夠一步一個臺階往上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和堅持吧。

　　記者：你有沒有想過這個理念：在香港這塊土地上就更加的吻合？只要你努力，更加吻合？

　　唐婭：現在認為更加吻合，只要你努力你就有收穫。

　　記者：只要你努力你就有收穫？

　　唐婭：對。

　　記者：那這種感覺在內地沒有嗎？

　　唐婭：有，不能説沒有，但是也有其它的因素包含在內。

　　“只要努力就會有收穫”，這其實不僅僅是唐婭的一種信念。在香港，競爭規則的公平、公開其實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共有的信念。即便是在競爭最激烈的香港金融業，身為投行高管的呂亞鈞也深深認同。

　　記者：你怎麼來看待香港存在的這種競爭？

　　呂亞鈞：是非常激烈，但是我的感覺這種競爭還是良性的，還是有促進意義的。在這個空間裏面實際上你的標準和別人的標準是一樣的，而且是透明可見的。你知道你將來是用這一套標準被衡量、被評判、被取捨或者淘汰，你和所有的人都在平等競爭，你被淘汰的時候，你也會無怨無悔。

　　公開、公平的規則在香港社會無處不在，對於這一點每一個從內地來到香港的人都會在細枝末節的社會生活中，有所發現。

　　趙晗：比如説香港人喜歡排隊，只要有排隊，我覺得我等就能輪到我。

　　記者：你這麼多年了在這兒，有沒有見到加塞兒？

　　呂亞鈞：有的，但是更多的情況就是説有一個人加塞，會有三個人跳出來，然後大聲説你不應該這樣，你應該退回去，這代表著公眾對秩序的一種尊重和大家對於香港這個制度社會的一個珍惜，這對你來講實際上是非常踏實的一種感覺。

　　記者：非常踏實的一種感覺？

　　呂亞鈞：我們都是升斗小民實際上，你更多的時候，我覺得就是你不是靠你的體力，不是靠你的胳膊去爭取你所能夠拿到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講，更重要的東西是需要一種體制，需要一種文化、需要一種秩序，香港在某種程度上恰恰能夠給你這樣一種保護，讓你知道就是有這樣一個更大的實力在後面。

　　記者：所有在香港住過一段時間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會：香港這個社會太規矩了、太秩序化了，你有沒有想過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趙晗：我覺得是一種法治社會的根基吧，其實人怎樣才能有安全感呢？還是説有規矩，沒有規矩的自由並不能帶給人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在於我知道怎麼做就有一個什麼後果，我知道怎麼做就有什麼懲罰或者帶來怎樣的保護，但是這個規矩一旦被潛規則所模糊掉，人就沒有安全感了，我不知道我這麼做會有什麼結果，所以我首先感到的是香港的法治精神特別令我感到安全，這個城市這樣給我安全感。

　　可以説香港的秩序與法治可以讓每一個人觸手可及，謝仲愛一家四口在來港三年後通過排隊順利地申請到了公屋，也就是香港政府的廉租房，每個月只需付兩千多港幣租金，有四十多平方米；女兒也通過程序申請到了助學金，並且考上了公立的英文學校；最讓一家人欣慰的是從小有些語言障礙的兒子得到了政策規定的援助。

　　謝仲愛：(兒子)到兩歲多他才會叫，叫爸爸媽媽，這樣呢，那時候我很擔心。在我們內地其實根本不是了不起的事，只是這個小孩笨一點，但是在內地呢沒有這方面的幫助，在香港有了。

　　謝仲愛的兒子每個星期都可以受到來自慈善組織的免費訓練，如今已經像正常孩子一樣上小學一年級。今年，為了照顧兒子已經幾年，沒有收入的謝仲愛在新家園協會得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向新移民推介新家園協會的服務項目。

　　記者：等於是你在新家園先得到幫助，然後你又成為新家園的工作人員去幫助別人。

　　謝仲：是啊，我之前看報紙上來是填(報名錶)做義工的，做義工都會做很多事情，這裡的姑娘她們很好，知道我在做兼職賺不到錢，然後她們就介紹一份工作給我。

　　經過幾年的努力與磨合，我們關注的幾個新香港人在這座曾經陌生的城市慢慢都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生活。但是由於未滿七年，他們仍然不是法定的香港永久居民，而且要成為一名香港人更為重要地是能否真正融入這裡的文化與社會，那麼他們準備好了嗎？

　　2010年，趙晗人生中的第一本書出版了，這本書匯集了趙晗從北京到香港後六年間的日記和博客文章，真實地記錄了她在香港生活的點點滴滴，書的名字叫《港漂雙城記》。

　　記者：為什麼用“漂”這個字？

　　趙晗：其實這個名字想了很久，都不知道叫什麼。後來我想到“北漂”這個詞，因為我現在服務北京的農民工子女，而且其實北京有很多的“北漂”一族，當我看到這個字的時候內心會有一種被觸動的感覺，我覺得其實我們也是漂流到香港的人，不如叫“港漂”。

　　在趙晗的記憶中，一次特殊的經歷讓她更加糾結于自己的內地身份。

　　趙晗：有一次有一個人在一個公開的學習機會上面，聽到我用普通話問了一些問題，他就走到我面前來説“你們這些內地人現在跑到我們這兒來爭資源，爭飯碗，我想跟你談談這個問題”。

　　記者：你作何回答呢？

　　趙晗：我什麼也沒有説，當時聽了以後心裏還是挺難受的，特別是2008年前後北京為了奧運真的是改頭換面，很多地方都找不到，面目全非，但是北京經歷這個更新的過程我並沒有在其中，但是我回到香港，香港人也永遠不會把我當成香港人，所以我就有一種被兩邊都不接納的感覺，在那個當覺得被懸空，挺難受的。

　　記者：這種不知道自己是哪兒的人持續了有多久？

　　趙晗：其實持續了挺久時間，我之前就覺得為什麼我非要屬於一個地方呢？是一種有點悲涼的自我安慰，就覺得我不需要是北京人或者香港人。

　　記者：實際上有點賭氣，跟你的環境在賭氣？

　　趙晗：也行不通，其實我越這樣越説明我在乎。

　　這種對於身份歸屬的困擾曾讓趙晗一直無法釋懷，直到進入公益機構為北京的農民工子弟編寫一套教材的時候，趙晗終於解開了這個心結。

　　趙晗：這套教材當中有一個概念特別吸引我，叫做雙重身份，當時我就想我自己我作為一個漂泊到香港的北京人，我真是覺得很難作為一個過客，因為人永遠是有一種對於根的追尋，對於身份歸屬的認同，我就想我也可以有雙重身份，我既了解烤鴨又明白廣東燒鵝，我既懂得咱們北京的豆汁又能品嘗香港的豆漿，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挺好的。

　　記者：比如説你在外面參加一個活動，開個會，別人問你“小姐，你是哪兒的人”，你現在會怎麼回答？

　　趙晗：我會説我是一個生活在香港的北京出生的人。

　　在趙晗工作的公益機構裏，她是唯一一個內地新移民，而她的雙重身份反而變成了一種工作上的優勢。

　　趙晗的香港同事：她真的是很投入，我們在這裡的生活，所以我覺得我們也把她當成為香港人，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很好，有這個既明白香港年輕人心理，還有他們的生活、想法，又明白內地的。

　　在唐婭所在的香港歌舞團近幾年來自內地的演員越來越多，目前已經佔到了一半。

　　記者：那您對這些內地來的這些舞蹈演員滿意不滿意？

　　梁國城(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滿意，真的他們來了以後，跟我們融合得很好，成為香港舞蹈團自己一個比較獨特的對中國舞理解的風格，而且是有一種熱情來到香港，進行自己對舞蹈藝術的一種追求。

　　香港回歸15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內地人來到香港，香港的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內地元素。

　　呂亞鈞：現在所有的幾乎在香港的這個商家會講幾句普通話，這是他們必修的課程，因為內地來的遊客和消費者已經成為他們經濟主要的支柱。

　　就在香港接納內地的同時，香港對於內地的依賴也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在經濟、金融領域。

　　呂亞鈞：這個非常明顯，從我自己的例子來講：大概在三四年以前，每個月大概只是一兩次去內地，但是現在我幾乎每週都在內地出差，我的護照上面蓋滿了進出境(章)。

　　記者：每週都要回內地，那就是説你所在的公司它跟內地的這种經濟上的合作越來越多了？

　　呂亞鈞：沒錯。

　　目前，內地已成為香港投資界的最大市場，據業內估計，香港金融界的利潤中有超過60%來自於內地，而且近幾年來內地新移民群體對香港社會結構的改變也已經引起了高度關注。新家園協會就是2010年由許榮茂等幾位香港知名企業家投資兩億元發起創辦的。作為一個30年前從福建來港的老移民，許榮茂對今天的新移民有著更多的理解。

　　許榮茂(香港新家園協會　會長)：其實香港是個移民城市，有那麼幾十萬人他們在融入香港社會的過程中碰到了一些困難，如果沒有人去幫他就會淪為弱勢群體，對香港的和諧就會構成很不好的一個影響，所以我們就希望大家能過上好日子，大家能和和諧諧地生活，在香港這塊寶地上。

　　按照香港法律，只要在港滿七年就可以申請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並且享有和香港居民同等的社會福利待遇。香港身份對於絕大多數新移民來説是盼望已久的夢想。

　　記者：那你要是到了2013年，滿七年了你也會去申請嗎？

　　謝仲愛：我都會申請，那時候我會好一點了。

　　記者：説話你就滿7年了，想過要去拿這個永久身份證嗎？

　　唐婭：拿，當然。

　　記者：一定拿？

　　唐婭：一定拿。

　　但是，也並非所有的新移民都對香港身份迫不及待。

　　記者：領不領這張證，永久居住證？

　　呂亞鈞：這個還是有一點點糾結，因為這張證可能帶來有一些便利，應該説就我們所希望的，比如説稅收方面的這些優惠，但另外一方面作為一個北京人，作為內地的這麼一個身份實際上也有越來越多的這麼一個吸引力。

　　記者：現在七年了在香港，你有沒有想到拿到永久居民身份證？有這個計劃嗎？

　　趙晗：這個我還在考慮，因為聽説得登出北京的戶口。

　　記者：有一天無論你回到內地，還是去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因為你在香港曾經有過這樣一段經歷，你心裏會不會有一個角落認定自己，我曾經或者我就是香港人？

　　趙晗：我已經這樣覺得了，當飛機無論降落在北京的機場還是香港的機場，我都會有一種感覺——回家了。我已經把自己當成一個香港人，同時也無法抹去我是一個北京人的印跡。

　　記者：就是不管你將來是不是離開香港？

　　趙晗：不管我在哪，它都是會牽動著我內心的。七年了，香港包容接納了一切我青澀也好，狂妄也好的過去，也是這裡鼓勵了我的成功，也接納了我的失敗，所以我覺得它絕對是我的一種母親的感覺。

　　記者：香港用它一百多年的自由經濟、法治、文化，接納並且包容了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這些人在香港儘管也品嘗到了甜酸苦辣，感受了漂泊的孤獨，但是他們的命運也因為香港這座城市所固有的活力和魅力而獲得了另一種精彩；與此同時，香港也因為他們的加入而被注入了一種新的生機，隨著兩地融合的不斷加深，人們有理由相信未來香港和內地還會開創出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