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治“醫鬧”很荒唐

　　朱恒鵬

　　北京同仁醫院血案不久，又爆哈醫大一院慘案，不過二十天，北大人民醫院又出傷醫案件。最新的消息是，陜西榆林百信醫院因與死者家屬發生糾紛，醫院醫生集體下跪，全社會譁然。

　　怎麼辦？我們真的要給醫院派警察、設安檢，給醫生發警棍嗎？或者如衛生部和公安部的辦法，將“醫鬧”列入刑罰，重典治亂？若如此，這可是全體中國人的奇恥大辱。

　　想要打開死結，首先要弄清為什麼“鬧”，為什麼“亂”。

　　我們現在處於社會轉型期，人口流動性急劇加大。以前，醫患之間，不管是患者和傳統中醫之間，還是農民和赤腳醫生之間，或是職工和單位衛生室醫生之間，都是一種長期的熟人社會活動關係，雙方具有長期信任的情感基礎，適應這種熟人社會的社會觀念和道德規範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現今，患者和醫務人員之間更多的是不穩定的短期關係，奠基於熟人關係的社會規範已經沒有約束力。

　　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醫療體制卻嚴重滯後。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醫療需求尤其是對優質醫療服務的需求大大增加，城鄉居民的自由度被最大化，而醫療資源配置機制依然是僵化的計劃體制配置模式，導致一方面患者對優質醫療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和足夠自由的就醫選擇，另一方面卻是僵化體制下優質醫療資源嚴重不足且聚集于大城市大醫院，必然導致的後果是供需關係嚴重不對等，醫生被超負荷工作量綁架，態度急躁，患者被長途勞頓所激發的高期盼值所裹挾，要求更高。

　　在我國，公立醫院行政壟斷把最優質的醫療資源幾乎全部集中在大醫院，這種體制在高度市場化的國家可以説是絕無僅有。在高度市場化的美國，70%的醫生分散在診所中。在英國，患者看病多去診所而非醫院，前提是，承擔了門診業務的全科大夫以個體執業的形式分散在社區中。而我們至今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在默許甚至縱容公立醫院擴大門診業務。

　　此外，“以藥養醫”造成了醫患間本不應存在的直接利益衝突。我國依然維持著對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的不恰當管制，使得醫院和醫生不能依靠醫療技術和醫療服務獲得合理報酬，而是通過“紅包”、藥品“回扣+返利”的不規範形式獲利。一來加深了患者對醫生和醫院的不信任，二來扭曲了醫生的心靈，醫生的社會地位大大下降，原有的高尚、尊重被質疑取代。

　　供方壟斷格局加劇了醫療費用上漲的幅度，加劇了弱勢群體的看病貴困境。我國醫保體制明顯滯後並且很不協調。我國醫保覆蓋是從公費醫療和城鎮職工醫療等高收入人群開始，而市場經濟國家的醫保一般先從低收入群體開始。雖然我國一直在大力推動醫保制度，但仍存在實際補償率過低，數千萬流動人口未被覆蓋等問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時有發生，在人財兩失的衝擊下，醫患關係成為集中爆發點。

　　在社會管理機制方面，首先應建立維護患者權益的組織，當患者權益受損時能夠通過更理性的方式來解決和處理。其次應該成立醫療機構的民辦行業協會。這樣既有助於行業自律，清除業內害群之馬，維護行業整體素質和聲譽，又有利於向政府和社會反映並維護行業合法權益。

　　再者，我國司法體系效率低，公信力不足。醫患糾紛出現後，如果社會組織解決不了，就走司法程序。但如果司法在解決醫患糾紛上，既無效率、又缺乏公正，則顯然無助於緩解醫患矛盾。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本刊記者李妍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