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訴訟法對公安執法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公安機關如何未雨綢繆，主動適應？在5月5日舉辦的“刑事訴訟法修改與公安執法”研討會上，來自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人士對此展開了熱議。《法制日報》記者發現，“機遇”、“挑戰”、“期許”等成為研討會上的高頻詞。

　　授權與規範並重

　　新刑訴法修正案共111條，除二十幾條涉及人民法院審判制度等規定與公安執法屬於間接聯絡外，其餘條款幾乎都和公安機關刑事執法直接相關。

　　針對有人認為刑訴法修正案對公安機關造成重大約束，致使工作難以開展的觀點，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中心主任陳衛東教授表示不能認同。他認為，“總體上看，修正案不會影響公安機關的執法力度，反而會促使公安機關的執法活動在法治化的背景下更加規範”。

　　陳衛東表示，特殊偵查措施的入法，強化了懲罰犯罪的偵查力度。增加了證據種類，使得偵查機關查明犯罪事實的手段更加豐富。這些規定都使得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更加有力、規範。

　　他的觀點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認同。

　　“新刑訴法確實給公安機關辦案帶來一定壓力，但不會帶來辦案模式的根本變化。”參與刑訴法修改的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終身教授陳光中，對公安機關在修改過程中更加積極主動配合的姿態表示讚賞。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宋英輝教授認為，此次修法，對公安機關而言是授權與規範並重。“幾乎每一個條文都體現了這一特點。即使看起來是限制權力的規定，也是為了規範。”

　　有來自檢察機關的人士指出，1996年刑訴法修正案首次規定公訴人必須出庭公訴。十多年來，我國公訴人隊伍素質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此次刑訴法修改，對公安機關看似挑戰，更是一個促進執法規範化的重大契機，必將倒逼公安機關造就一支更加文明、規範的執法隊伍。

　　是要求更是保護

　　新刑訴法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要進行全程錄音錄像。這一規定被立法者寄予規範偵查行為、杜絕刑訊逼供的重擔，當仁不讓地成為與會人士研討的中心議題之一。

　　多位來自基層公安機關執法一線的人士表示，同步錄音錄像對辦案民警既是要求，更是一種“保護”。被告人在法庭上以遭到刑訊逼供為由提出抗辯已不罕見。在這種情況下，偵查人員往往無法提供沒有對其刑訊的有力證據。

　　而有了同步錄音錄像，這一問題有望得到解決。但如何規範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到詢問前這一“時間空當”內的偵查行為，仍然有待解決。與會人士對此表示了極大關切。

　　另外，公安機關硬體能否滿足這一制度要求？錄音錄像如何在法庭上使用等問題也有待明確。來自基層的公安民警表示，近年來，各地公安機關按照公安部的統一部署，大力開展辦案場所規範化建設。“儘管資金、場所方面都有壓力，但還是克服各種困難基本解決了”。

　　由於同步錄音錄像時間長，信息存儲量大，宋英輝主張“沒有必要全部在法庭上播放”。如果被告人提出遭到刑訊逼供，需要同時指明大概時間和地點，法庭只需播放這一時間段錄像即可。

　　與此相關聯，法律學者提醒，由於新刑訴法更加強調證據合法性審查，要求辦案人員更加強化證據意識。不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無罪、罪重罪輕各方面的證據，更要注重合法地收集和固定證據。

　　新刑訴法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得“不得自證其罪”這一宣示性規定得到落實。相關人士指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際上已經在去年“兩個證據規定”中有體現，但實踐中至今尚無這方面的典型案例。這一重大規定在實踐中的效果還有待檢驗。

　　支持律師依法執業

　　新刑訴法對辯護制度作出修改，尤其是律師作為辯護人在偵查階段介入，這對公安執法工作也帶來了直接影響。

　　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訴訟專業委員會主任錢列陽指出，律師在偵查階段普遍存在與案件承辦人難以取得聯絡的情況，給律師執業帶來一定困難。另外，還存在指定監視居住與當事人會見難，律師在偵查階段是否有調查取證權規定模糊等問題。

　　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秘書長韓嘉毅表示，新刑訴法中關於律師與辦案人員直接接觸的規定比比皆是。“律師與案件承辦人會見已經無法阻擋。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安機關是否應該設定專門部門來接待律師，以滿足刑訴法的要求”？

　　來自公安機關人士表示，這一建議值得深入研究。目前，公安部正在研究制定刑訴法實施細則，在這個過程中，公安機關會開放性地聽取各方面意見，使實施細則更具科學性、操作性。

　　法律學者也指出，新刑訴法對辯護制度作的修改，使得律師的作用愈發重要，公安機關更要強化支持律師依法執業的意識。本報記者盧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