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於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其中提到“對面向社會提供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積極探索管辦分離的有效實現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級別”。

　　近幾年，呼籲作為公益服務類事業單位的高校“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級別的聲音一直存在。此次《指導意見》將高校等公益服務性單位“逐步取消行政級別”置於事業單位改革的路線圖中，也讓這個連續多年在全國兩會上討論熱烈的話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儘管“高校去行政化”的呼聲不斷，但是，很多專家和高校人士認為，目前高校在“去行政化”方面沒有實質進展，取消行政級別也多停留于喊口號。也有專家認為，在目前現實條件下，高校取消行政級別還面臨著困難。高校能否逐步取消行政級別，高校“去行政化”究竟難在哪，是否存在突破的現實途徑？

　　讓大學摘“官帽子”的呼聲不斷

　　2007年，國內高校發生多起教授與行政領導的“衝突”事件，高校的內部矛盾逐漸演變成為公共事件。

　　當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在博客上發表《也許，我將被迫離開人民大學》一文，自述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髮生了“非常嚴重的衝突”。

　　“張鳴事件”的爭議尚未結束，著名教授何家慶也公開表示，因無法忍受大學行政化給自己的學術研究造成的羈絆，向安徽大學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請。

　　一個多月之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原教授鄒恒甫在博客上貼出給教育部部長的公開信，稱光華管理學院開除他的教授職務是“院長殘酷對待手下教授”。

　　在一直痛批高校“行政化”和“衙門化”的張鳴看來，大學教授和行政領導爆發衝突只是表面怪狀，“官僚思維”充斥于大學和“學術評價扭曲”是高校“行政化”所帶來的更為嚴重的問題。

　　“行政化首先會影響高校的辦學思維，使其成為‘官僚思維’。比如，有些大學在選擇重點學科的研究內容時，不是考慮自身的優勢和傳承，而是要跟著文件走。”張鳴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

　　“現在是官越大，資源就越多，學術資源按照權力來分配，所以教授們也爭著當官。高校裏有一些人，有什麼需要研究的問題就去找院長，而不找真正對此有研究的學者。”張鳴大為感嘆。

　　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開始進行關於學術研究的“官味度”研究。顧海兵在對某教育獎評審工作委員會評委的研究中，將60位來自各高校的評委按其職務級別逐一賦值，最終得出結論：60位專家的“官味度”高於副校長級。因此，他將該教育獎評審工作委員會戲稱為“一個大學（新老）校長聯合會”。

　　清華大學原校長顧秉林在批評高校“行政化”時也説到，“學校內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響太重。有些時候處長們會影響著太多的學術資源，有些地方甚至在學校裏安排退休幹部，這對學校的“行政化”管理影響太大”。

　　教授熱衷於做官，崇拜行政級別，也成為高校見怪不怪的現狀。復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在接受採訪時談到：“很多年輕有為的教授願意有個行政官職做，這個職務的重要性超出了他作為教授的重要性。本來行政系統應為教授以及教學科研服務，現在為什麼倒過來了？無非就是因為他們手裏集中的權力比較大，實際待遇比較好，前途好，社會影響力也比較大。”

　　“大學校長作為有行政級別的官員，在辦學過程中對上負責，不是對教育負責，不是對師生負責。”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的觀點更是鮮明。

　　高校“行政化”的弊端顯而易見。近幾年，很多政府官員和大學校長都曾在公共場合表示，支持高校“去行政化”。

　　2010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跟網友在線交流時説：“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大學最好不要設立行政級別。”

　　同年，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談到教育改革方案時也表示，教改工作將“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隨著國家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進，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傾向，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隨著高校“去行政化”的呼聲越來越高，不少大學校長也表示，贊同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

　　2010年，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在全國兩會期間接受媒體採訪時説，“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級別，我自己正在做這方面的思想準備。大學是學術機構，不應該按照行政部門來進行管理，取消高校行政級別是一大趨勢，在將來肯定會實現”。

　　2011年，同樣是在兩會期間，面對媒體“如果有一天，大學不再有行政級別了，你們的工作和生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的提問時，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鐘秉林委員回應説，“我個人贊同取消大學的行政級別，我作為校長，平時也沒有這種級別的感覺。”

　　高校不能承受的無行政級別之“輕”

　　儘管在公共場合一再表示堅決贊同高校“去行政化”，但實際上，對於取消高校行政級別這個問題，一些大學校長仍有些“糾結”。

　　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紀寶成在談論“是否應該取消高校行政級別”時，直言不諱地説：“如果全社會都是以行政級別為導向，那單獨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就是貶低教育。”

　　在此之前，紀寶成也曾多次批評高校“行政化”。2009年，紀寶成在參加高等教育論壇時作了“關於學術權力的幾點思考”的演講。他遺憾地講到：“我曾親眼目睹一位年輕的處長把一位老教授教訓得説不出話來。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師開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學質量”。

　　紀寶成的“單獨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就是貶低教育”之説一時引起爭議，也有大學校長和教授認為紀寶成的話道出了高校的“為難之處”。

　　“大學是要跟社會各個方面打交道的”，葛劍雄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比如，大學的圖書館要訂港臺的報刊就有規定，只有局級以上的單位才能訂，不是局級以上的單位，就不能訂。又比如，我們學校有一定的行政級別，所以我們辦理出國手續由學校審批，否則就要由市政府和省政府來審批”。

　　雖然紀寶成也表示“我舉雙手歡迎大學沒有行政級別時代的到來，沒有行政級別的這種社會變革相信會逐步擴大”，但是讓他擔憂的是，“在全社會都有行政級別的情況下，單獨把大學的行政級別取消了，學校和社會的交流，比如資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溝通等等這些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礎”。

　　另一個事實是，高校行政人員的待遇往往與行政級別挂鉤。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曾很坦誠地説，“取消級別後，今後開會要習慣坐最後一排，坐飛機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閱讀學習某些文件的機會，也要做好不當幹部的準備”。

　　有人提出“取消行政級別將對高校不利”的説法，遭到了質疑。“取消行政級別對大學不利，這是典型的官本位思維。所有世界一流大學，其地位的獲得，靠的都不是行政級別，而是教育質量和學術成就。”熊丙奇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取消高校級別、實行校長公開遴選，首先必須打破來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包括擁有級別的校領導、高校內龐大行政機構的眾多行政人員。大學應該根據自身發展情況來設計管理體制，並建立脫離于官本位體系的教育價值體系。大學不能滿足於成為‘一級政府’，學校領導不能把自己定位為官員。”

　　然而，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實踐中，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卻坦言：“我們去掉行政級別之後，政府和相關教育部門面對沒有級別的南科大，覺得凡是可以管的事情都要來管，而且會按照行政部門對教育的理解來管。”

　　有專家認為，不能把高校“行政化”問題只歸結于行政級別，“行政化”問題的實質是“行政部門的權力過於集中”。高校內部面臨著如何處理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關係，而高校外部也需要行政部門放權。

　　“有行政級別不等於一定要‘行政化’。新中國成立之初，很多大學的領導都有很高的行政級別，比如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但並沒有人反映‘行政化’。他們同樣可以平易近人，同樣可以跟教授打成一片。”葛劍雄説，“可是為什麼近年來就‘行政化’了呢？那是因為行政部門的權力過於集中。”

　　對高校而言，學校領導變動也與行政級別緊密相關。近幾年，教育部直屬高校出現幾次較大規模的領導人事調整，除了校際交流任職，還有一部分新任校長是由教育部門官員出任或者地方官員轉任，高校領導和行政官員之間存在較頻繁的流動。

　　去年，有多所“985”大學更換了校長。曾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張堯學在“空降”中南大學之前，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新任天津大學校長李家俊，在調任天津大學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書記、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市知識産權局黨組書記等職。

　　此前，公眾所熟知的幾位大學校長，如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紀寶成曾任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鐘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周其鳳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2001年從北京大學副教務長調任國務院學位辦主任，先後在教育部多個司級機構任職，2004年出任副部級的吉林大學校長職務，2008年又回到北京大學。

　　顧秉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如果不要現存的行政級別，那麼將來政府從學校裏選人，怎樣進行制度銜接，這都需要考慮。”

　　高校取消行政級別需要頂層設計和配套改革

　　無論是堅決呼籲摘掉大學的“官帽子”，還是認為目前取消高校行政級別還存在困難，大家基本達成共識的是：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級別是大勢所趨。

　　取消高校行政級別，並不是直接拿掉高校行政人員的“官帽子”這麼簡單。

　　如果單獨取消高校行政級別，但社會還是高度行政化，大學還是很難辦，這是很多高校的疑慮。熊丙奇認為，取消公益類事業單位的行政級別需要頂層設計，應該有具體的時間表和改革細則，而且“最適合的方式，就是對所有不該有級別的機構實行‘一刀切’，否則改革又會遙遙無期”。

　　葛劍雄也表示，目前包括高校在內的事業單位改革需要“國家通盤去考慮”，而且要改變現有的社會評價體系。

　　目前，在我國高校裏有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一旦取消行政級別，這一群體的利益如何得到應有的維護？薪酬和社會保障機制如何銜接？熊丙奇認為，高校想實現取消行政級別，需要事業單位整體改革的配合，“要完善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出臺具體改革方案和機制，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續性，有專門的改革機構來協調各方面利益”。同時，建立高校職員制度，“高校的行政崗位將變成職業化的崗位，不能再按照官場體系來運作，由圍著領導轉變成圍著學生轉，靠服務來支撐”。

　　在熊丙奇看來，目前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遭遇“行政化”困境。“去行政化，一是政府要向學校放權，二是學校內部行政向師生放權。然而，‘去行政化’改革還是由行政主導，在政府向學校放權層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的，在學校內部放權層面是由學校行政部門來主導的，由他們來主導，可以做到放權嗎？會向自己革命嗎？所以，‘去行政化’就變成口號了。”

　　熊丙奇的建議是，“高校‘去行政化’，逐步取消行政級別，不應該由行政部門來主導，而應該由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來執行。同時，厘清相應的法律法規，逐步修改與改革相衝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