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財政政策要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結構性減稅作為今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載體，引起理論界和實際經濟工作者的高度關注。那麼，什麼是結構性減稅政策？它是怎麼來的？如何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這篇文章對這些問題作了探討。

　　——編者

　　結構性減稅在我國是一個新生事物，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處於探索階段。2008年以來結構性減稅政策成為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頭戲，在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央決定今年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再次引起國內外高度關注。那麼，什麼是結構性減稅政策？它是怎麼來的？如何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

　　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基本內涵

　　（一）什麼是結構性減稅政策

　　所謂結構性減稅政策，是政府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中通過調整優化稅種及其構成要素減輕居民和企業稅負，以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發展動力，推動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宏觀調控手段。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理解結構性減稅政策。

　　結構性減稅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質上是政府的一種宏觀調控手段。它通過調整稅種、稅目、稅率和稅式支出等可控變量，有選擇性地減輕市場主體的稅收負擔，引導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按照宏觀調控預期目標進行生産經營活動，從而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可見，結構性減稅是一種市場導向的發揮稅收作用的間接調控手段。

　　結構性減稅通過各種政策工具的優化組合建立科學有效的內在機制，發揮組合拳的最佳效應。結構性減稅是一個多元稅收政策工具的組合體，稅種的選擇、稅目的增減、稅率的調整以及稅式支出的變化都是政策工具，需要通盤考慮、統籌使用，建立各種政策工具科學組合、優勢互補、有機銜接、協調聯動的內在機制，力爭用最小的政策資源和代價取得最大的宏觀調控效應。

　　結構性減稅通過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的傳導機制，實現總量上的擴張效應和結構上的激勵調節。調整稅種、稅目、稅率和稅式支出，一方面能夠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為市場主體創造良好的稅收環境，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另一方面通過稅收政策的導向功能，引導投資和消費行為，調整經濟結構，優化配置資源，促進經濟社會更好發展。

　　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根本目的在於，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發展動力，推動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評價結構性減稅政策，一看是否有利於刺激需求特別是擴大內需，推動經濟自主有序平穩增長；二看是否有利於改善供給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三看是否有利於增強市場主體的動力和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企業和居民真正從中受益；四看是否有利於保持財政可持續性，有效防範財政風險。

　　（二）結構性減稅政策的來源

　　科學發展觀在財稅領域的具體運用。從理論內核看，結構性減稅以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為主基調，把公共財政的陽光和溫暖送到各個市場主體和億萬人民，是科學發展觀在財稅領域的具體運用，也是我國財政調控理論的重要創新。它創新了積極財政政策理論，使我國財政調控理念和方法更加豐富。

　　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探索的實踐結晶。從實踐探索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的稅收改革原則，就體現了減稅的戰略思想，只是當時沒有使用“結構性減稅”的概念。從2003年開始實施有增有減的稅制改革走的就是結構性減稅之路。2008年以來為應對特大自然災害和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我國連續4年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順應民意，符合經濟規律，取得顯著成效，豐富了我國宏觀調控實踐。

　　對世界各國稅收理論政策的有益借鑒。從國際比較看，減稅是凱恩斯主義的重要內容，也是供給學派的核心思想。結構性減稅沒有簡單採納凱恩斯主義運用擴張性稅收政策進行需求管理的主張，也沒有照搬供給學派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長和就業的思想，而是在借鑒吸收有關經濟理論合理成分的基礎上，綜合考量世界各國減稅政策的實踐，提煉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結構性減稅政策，使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更加完善、更有特色。

　　中國優秀傳統稅收文化的提煉創新。從歷史經驗看，中華文明在五千多年繁衍生息中形成的“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和“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等稅收思想，以及“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洪武之治”和“康乾之治”等盛世實施休養生息的減稅政策，為結構性減稅政策提供了思想資源。結構性減稅在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繼承和創新了中國傳統稅收文化中的優秀基因。

　　（三）澄清幾個認識誤區

　　結構性減稅不等於財政減收。結構性減稅短期會影響財政收入，但從長期看有利於財政增收。因為結構性減稅有利於增加企業盈利，提高個人可支配收入，進而擴大稅基，為財政增收奠定稅源基礎。這就是工業化國家多年來減稅浪潮此起彼伏，但政府收入不斷提高的秘訣之一。

　　結構性減稅不是企業減負的唯一路徑。結構性減稅確實可以減輕相關企業的負擔，但是，現階段我國企業所承受的負擔既有稅收負擔也有非稅負擔，既有顯性負擔也有隱性負擔，既有合理負擔也有不合理負擔。結構性減稅只能減少企業的稅收負擔，對企業的非稅負擔、隱性負擔以及不合理負擔力所不及。所以，結構性減稅不是實現企業減負目標的唯一路徑。

　　結構性減稅不等於全民加薪。稅就是稅，薪就是薪。稅是納稅人為獲得公共産品和服務而支付的價格，薪是勞動報酬和企事業單位的成本。結構性減稅的受惠對象帶有區域性、行業性和分類性，用結構性減稅所放棄的收入給全民加薪，給人人發紅包、搞福利，這種想法很吸引人，但實現不了，特別是如何用減的稅給億萬農民加薪更難操作。

　　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思路

　　2011年我國稅收收入達89720億元，增長22.6%，實施結構性減稅有一定空間。但也應看到，我國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為19.03%，人均稅收收入只有1057美元，如果考慮到5190億元的財政赤字和10.7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債務最終需要財政來兜底，未來實施結構性減稅的餘地並不大。同時，雖然現有結構性減稅的一些措施如增值稅轉型已固化到長期稅收制度安排中，但仍有很多屬於臨時性措施，雖有拾遺補缺之功效，畢竟不符合稅法的嚴肅性和完整性要求，終非長久之計。如何進一步制定實施好結構性減稅政策，需要科學謀劃。

　　加強頂層設計，高度重視結構性減稅的科學性。應站在全局高度，緊扣主題主線，把結構性減稅與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諧結合起來，按照“遠近結合、標本兼治、有扶有控”的原則，遵循市場規律，權衡利弊得失，做好戰略謀劃，實施相機抉擇，防範各類風險，避免發生減稅總量不清、調控目標不明、實施效果不佳等問題，把握好結構性減稅的科學性、預見性和系統性，減少隨意性、盲目性和模糊性。

　　突出政策導向，不斷加強結構性減稅的針對性。在保證全國稅政統一性、嚴肅性的前提下，增強結構性減稅政策的針對性。政策導向應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發展實體經濟，更加注重推動結構調整，更加注重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産業優惠應向戰略性新興産業傾斜，區域優惠應同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體功能區要求相適應。

　　實施差別稅收，注意增強結構性減稅的靈活性。在落實現有政策的基礎上，靈活運用差別稅收手段。調整完善支持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文化産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快部分服務業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全面取消“兩高一資”産品出口退稅；降低奢侈品進口關稅，釋放高端消費需求；調整能源、資源、農産品等大宗商品進口關稅，完善鼓勵低碳技術、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産業急需的先進技術、關鍵設備以及稀缺資源性産品進口的優惠措施；加大對服務企業設備更新換代、技術轉讓和勞動密集型服務企業的支持力度。

　　突出組合配套，統籌考慮結構性減稅的協調性。2011年我國個人所得稅佔總稅收的比重為6.8%，企業所得稅佔比為18.7%，削減所得稅的刺激效應和輻射範圍有限。從2001年到2012年，歐盟有18個國家提高了增值稅稅率，有24個國家增值稅標準稅率高於我國，單純靠降低邊際稅率來刺激經濟的空間較小。只有綜合運用出口退稅、延期納稅、投資抵免和加速折舊等多種政策工具，把握好各種政策工具的平衡點，並與産業、價格、貨幣和財政政策建立聯動機制，才能用最小的政策資源和代價取得最好的調控效果。

　　加強預算控制，提高結構性減稅的有效性。應在全面測算減稅規模和科學分析政策效果的基礎上，將正在實施或計劃實施的結構性減稅政策納入政府預算，編制結構性減稅政策年度預算表，提高政策實施的精確度和可靠度。通過量化考核和科學管理，定期公佈條文規定、總體規模、資金分佈和政策效應，切實提高結構性減稅的有效性。

　　作者簡介

　　馬衍偉，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深化資源價格和稅收體制改革研究”首席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為稅收理論與政策、公共財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