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同比增長14.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同比增長17.9%。

　　“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五年內，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年均增長7%以上，收入增幅超過GDP增幅。

　　關鍵詞：擴就業、增收入

　　讓“腰包”鼓起來

　　“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當前我國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努力的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盟中央經濟委員會主任鄭功成代表認為，這是促進社會公平的需要，當前不同群體的收入基數不一樣，只有讓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幅加快，收入差距才能逐漸縮小；這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中低收入群體消費需求受壓，影響內需潛力的釋放；這更是社會穩定的需要，“提低擴中”能緩解生存焦慮和生活焦慮，從源頭減少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提低擴中”，增加就業是根本。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徵夫委員説：“擴大就業、鼓勵創業的政策空間很大。比如給予低收入家庭低息創業貸款，對於吸納勞動力較多、工資上漲較快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等。”

　　“提低擴中”，制度保障是關鍵。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佈的信息，2010年我國有30個省區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2011年又有24個省區市上調該標準。朱徵夫認為，比照“兩年至少調整一次”的有關規定，這樣的頻率已經到位。但橫向比較，我國多數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仍達不到國際上通行的佔社會平均工資40%—60%的標準。“調整還應更快些、幅度還應更大些。”他説。

　　“底線”要調高，工資總體水平也應當得到提升。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代表説，政府應該督促建立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保證企業利潤、競爭力的基礎上，使職工能夠分享企業發展成果。他還建議，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本地經濟增長、物價指數和財政收入增長等情況，制定區域和行業職工工資增長指數和機制。地方政府也可適當公佈職工收入增速高和低的企業名單，引導企業適時適度提高職工工資。

　　關鍵詞：降稅費、增補貼

　　讓負擔再輕點兒

　　“讓中低收入者敢花錢，要鼓‘錢袋子’，也要減‘擔子’。”河南省洛陽市老城區燒溝村黨支部書記郭中奎代表説。

　　要堅決治理亂收費，給中低收入者撐腰。郭中奎指出，目前教育、物流等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領域的亂收費現象嚴重，直接增加了百姓生活成本。對此，一方面要均衡資源，對於擇校費等因公共資源分佈不均衡引起的亂收費，須對症下藥，從源頭預防。另一方面要加強監督管理，推廣收費項目透明化，嚴懲違規行為。

　　要充分發揮稅收調節作用，為中低收入者減負。2011年我國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令幾千萬人收益，對減輕中低收入群體負擔，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有著積極意義。“直接稅降下來，間接稅也應跟進。”朱徵夫介紹，2011年我國全部稅收收入中來自企業繳納的稅收收入佔比高達92.06%。這些稅收都被打入企業生産成本，反映到物價上，增加百姓生活成本。小微企業稅收負擔沉重，不利於它們發揮吸納就業、增加職工收入的功能。“應當繼續推進財稅改革，增加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特別是切實增加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朱徵夫説。

　　要加大物價上漲時的救助力度，幫中低收入者抗壓。受各種因素影響，進入“十二五”後，我國物價一直上漲。“別讓物價‘吃掉’中低收入者幸福”的呼籲持續不斷。去年國內多個省市已經建立並啟動了“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挂鉤”的聯動機制，效果良好。“這一保障機制的覆蓋面仍待擴大。目前受益的主要是低保戶，而城鄉低收入家庭不屬於低保所涵蓋的範疇，物價一旦出現連漲，其生活所受的影響立刻會成倍放大。”郭中奎説。

　　關鍵詞：縮差距、促公平

　　好政策再多些

　　“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説到底，是要縮小收入差距、分好社會財富這塊‘大蛋糕’，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堅強後盾。”鄭功成説。

　　要縮小差距，必須正視差距。當前我國行業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很大，此外，“三公消費”、貪污腐敗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也助長了財富的不合理聚集，加劇社會矛盾。“必須進一步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規範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鄭功成説。

　　“提低擴中”、縮小收入差距，不能貪功冒進。鄭功成提出，我國宜採取中醫式“抽絲去病”與西醫式“外科手術”相結合的一攬子措施，切實扭轉利益嚴重失衡的分配格局，將財富“蛋糕”分配好。其中，初次分配改革宜積極穩妥、小步漸進，重要的是儘快給人以穩定的預期。再分配涉及公共資源，要在公共支出結構調整上做文章。

　　“提低擴中”、縮小收入差距，關鍵是做好分配文章。張立勇認為，要合理調整財政收入劃分格局，逐步實現全國範圍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進一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提高保障水平；改革要素市場分配製度，除必要的領域外，盡可能引入競爭機制，規範要素市場分配秩序；完善公共資源分配製度，確保教育、醫療、交通、環境、能源等公共資源更多地向農村、向低收入群體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