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眾看來,私人診所相比公立醫院,商業化的味道更重一些。民眾在私人診所看病,好像總有一種“會不會被設陷阱”的疑慮。

    存在於鄉村甚至城鄉接合部地區的被民眾稱為“黑診所”的個別不合格私人診所,也極大地影響了私人診所受信任的程度。

    確立高效的醫療診療規範與秩序需要建立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制定具有針對性、科學合理性與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並且通過政策的實施與評價來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制度

    是跳槽到年薪30萬元的私人診所?還是繼續留在這家三級公立醫院做自己的科主任?

    最近一段時間,年近五十、有著二十餘年從醫經驗的張丹一直在為如何選擇而煩惱。

    “雖然不敢説是翹楚,但是我們學科內的大小手術或者是雜症,我可以拍胸脯地説沒有能難倒我的。”張丹向記者透露説,對方正是看重了他的專家經驗,才開出了高出自己現在年薪一倍多的薪酬聘請自己,“不過,我也要考慮再幹10年我就面臨退休,公立醫院和私人診所的退休待遇絕對是不一樣的。”

    就在張丹躊躇不前之際,近日,國務院專門開會研究部署“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不但要求放寬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準入,同時特別提到鼓勵具有資質的人員依法開辦私人診所。

    不過,這樣一個對私人診所發展極其有利的中央信號,仍然沒有幫助張丹下定決心。

    “要想真正大力推動私人診所的開辦,將有資質的醫務工作者特別是專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還需要大量的制度保障跟進,否則就只是‘紙上文字’而已。”衛生法學專家卓小勤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的話,正好為張丹的顧慮下了最好的注腳。私人診所並非新鮮事物

    事實上,如大多數人直觀感受到的,私人診所由來已久。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衛生部印發《關於開業醫生暫行管理辦法》後,由於財力有限,衛生資源短缺,國家鼓勵多渠道辦醫,其中就包括私人診所的開辦。

    到了1994年,當年通過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從硬體和軟體兩方面對個體診所的開辦制定了嚴格的條款。如:床位不滿100張的醫療機構,其《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每年校驗1次；醫療機構不得使用非衛生技術人員從事醫療衛生技術工作等,甚至還規定了“工作人員上崗必須佩戴有本人姓名、職務或者職稱的標牌”之類的細節信息。

    1999年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規定:“申請個體行醫的執業醫師,須經註冊後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執業滿五年,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審批手續；未經批准,不得行醫。”同時,執業醫師法嚴格管控醫生的定點行醫,多點執業屬於違法,這導致醫學人才常常被固定在一處,無法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專長。因此,10年後,在新醫改出臺之際,許多專家呼籲:執業醫師法也到了該適時修改的時候了。

    最終出臺的新醫改方案中有兩方面與個體診所有關。其一就是鼓勵有執業醫師資格的專家根據自己的能力和願望,在業餘時間到社區坐堂行醫或者開設個體診所,即所謂鼓勵多點執業；其二就是支持社會資本舉辦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個體診所等非公立醫療機構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即所謂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發展醫療衛生事業。

    2011年6月,衛生部發佈《關於開展有資質人員依法開辦個體診所試點工作的通知》,最新的標準對具體的職稱和工作單位都有了規定,“副高以上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二級甲等以上醫院工作時間累計滿3年”等成為新的標桿。

    時至今日,國務院再次表態鼓勵私人診所的開放,但是對於張丹此類的專家型醫務工作者卻難有觸動,其中緣由,和私人診所市場現狀不無關係。缺乏信任度成“致命命門”

    隨著近年來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的深入,私人診所越來越受到重視。有業內人士提出,私人診所應當成為醫療服務體系的基礎,由它們負責解決人們的日常病患,包括慢性病治療等,這樣有利於大醫院專注于診斷、治療比較複雜的疾病等任務。然而,私人診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卻阻礙了其自身的發展。

    “我從公立醫院‘下海’開診所,現在又回到公立醫院,走了一圈回到原點,説實話,我挺無奈的。”説話者名叫王霞,曾經是張丹的同事,2004年,帶著對私人診所市場的憧憬,下海開起了私人牙科診所。

    “之所以‘下海’,也是當年國家給予了相關政策表示鼓勵開辦私人診所。實際操作起來才知道,難度挺大的。”王霞向記者介紹説,首先面臨的一大難題就是門檻很高,“辦照難”。

    “根據有關規定,開辦私人診所是要先選址的,之後由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進行實地考察。但是場地我們是要先租下來的,此類場地的租約一般都是3年以上,如果審批人員覺得不合格,我們就要換地,其中産生的違約金就要由我們來支付。考察完場地後,還有專門的醫療專家、環境監測人員對我們的醫療設備、醫用垃圾處理等方方面面進行考察。”王霞向記者坦言,從啟動開始直到將執照辦下來,至少也要9個月的時間。“我們是3個人一起辦診所,我主要負責技術支持,而另外專門負責辦照的股東也是因為認識有關部門的人才有了開辦私人診所的意向。”

    正是因為繁瑣的程序走下來,有著諸多不確定的因素,王霞向記者介紹説,現在開辦私人診所的人,更願意直接轉讓他人的“現成診所”,“相對於這種轉讓方式,自己‘白手起家’開辦可能要少花一些錢,但是結果是不可預期的”。

    接下來,王霞等人面臨的問題就是客源問題。

    她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説,據她了解,目前在我國城市,私營醫療機構滿足了中國醫療市場中兩個極端的需要。一端是普遍缺乏醫療保險的城市低收入人群,另一端是願意為接受更好的治療和服務而支付高額費用的富裕階層。

    由於自己的診所是開辦在一個小區裏,堅持了4年之後,2008年,王霞將診所轉讓了出去。説起轉讓原因,王霞顯得很無奈:“其實我們這個診所辦的不能説失敗,但最後確實是敗在了客源上。當時來光顧我們診所的主要是沒有醫保的外地務工人員。”

    在與王霞的交談中,“信任度”一詞出現的頻率很高。

    “在民眾看來,私人診所相比公立醫院,商業化的味道更重一些。”王霞向記者表示,“民眾在私人診所看病,好像總有一種‘會不會被設陷阱’的疑慮。”

    私人診所如何扭轉困局

    讓患者缺乏信任度的私人診所,如何在中央發出鼓勵發展信號的當下,扭轉目前的困局?

    “主要還是政策引導和有關部門加強管理的問題。”對此,卓小勤認為,“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還是監管,現在監管不到位,甚至説句不好聽的,某些行政機關都被這些民營醫療機構買通了,如何監管?”

    此外,存在於鄉村甚至城鄉接合部地區的被民眾稱為“黑診所”的個別不合格私人診所,也極大地影響了私人診所受信任的程度。公開資料顯示,黑診所大多存在於外來人員密集的城鄉接合部,經營者絕大多數是鄉村醫生(未取得醫師從業資格)。他們隨流動人員從家鄉一起到城市,大多為熟人看病,得到較多支持和信任,但卻經常引發醫患糾紛。

    按照新醫改精神,國家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醫療服務業,但開辦私人門診部必須符合規定:行醫者須持有醫師資格證和醫師執業證,診所硬體需達標,如醫療用房面積不得少於60平方米、且具有相應的設備等。此外,對診所選址也有規定,必須符合城市規劃。

    卓小勤向記者介紹説,國家鼓勵開辦私人診所的具有資質的人員應該是具有專業素養的醫務工作者,“但是,如果沒有政策的引導,這些人還是會集中在公立大醫院,反而讓一些只為商業目的的人將開辦私人診所弄成純商業行為,而不是職業行為”。

    卓小勤認為,真正做到鼓勵私人診所的開辦,有關部門就應該有所作為,不僅是口頭上鼓勵,而應該給這些醫療專家創造開辦私人診所的條件,“比如,像國外很多發達國家有諸如像社區臨檢中心、社區影像中心、社區病理中心、社區手術中心等公共設施、公共資源。這樣的話,開辦私人診所並不需要很大的投資,可以充分利用這些公共設施,通過一種公共醫療資源的共享,來實現私人診所的開辦”。

    “目前鄉村都有公社衛生院、鄉鎮衛生院、中心衛生院等,那麼這些地方的設施應該向個體開業的診所開放,哪怕是有償使用。”卓小勤説。

    “再有一個就是關於醫保的問題,我們説醫療關係主要是三方面的關係,一個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一個是醫療服務的接受者就是患者,還有一個就是付費方,在中國來講是醫保中心。如果不解決付費的問題,就談不上鼓勵開辦私人診所。解決不了醫保的問題,像前面説的王霞的客源問題就得不到解決,他們就無法生存。”卓小勤説。

    “確立高效的醫療診療規範與秩序需要建立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制定具有針對性、科學合理性與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並且通過政策的實施與評價來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制度。”衛生法研究專家胡飛躍説,解決我國醫療衛生基本制度的設計問題,還需要通過衛生法的立法。醫療衛生基本制度應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醫療衛生服務應當按照什麼標準,由誰,通過什麼機制,如何提供,怎樣才能確保醫療衛生服務質量；二是醫療衛生服務的相關費用,由誰負擔,如何負擔；三是衛生執法與監督,由誰,通過怎麼樣的機制,如何有效地實施。

    (本文來源：法制網-法制日報 作者：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