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嘗試“走出去”以來，非洲是令中國公司最有成就感的大陸，但本地化磨擦亦頻發不斷。

　　本刊特派非洲報道小組，一行四人，實地深入調查非洲六國，為期35天。

　　我們最深刻的感受——如果不重新審視與調整自己，中國將不能在這片大陸獲得更多

　　10月底的一個清晨，我溜出中國建築集團在阿爾及爾的營地，去看地中海。步行十分鐘，一片蔚藍就撲面而來。舒緩的海岸線有上百套政府高官的別墅，一個背槍的士兵從礁石後站起來，打量著我的相機。

　　“你好。”他用生澀的中文説，“謝謝！”

　　我遲疑了一下，不知是否應該説“別客氣”——確實什麼也沒做。

　　“你好。”他繼續説，“謝謝！”然後得意地轉身而去。或許每見到一個陌生的亞洲面孔，他都要秀一下自己的中文。

　　當天傍晚，去海邊餐廳吃飯時又遇到了一群小男孩，他們吹著口哨追在後面大喊：“阿裏巴巴！”

　　“在阿爾及利亞，‘阿裏巴巴’可不是‘一個快樂的青年’。”同行的朋友拉著我加快腳步，“而是‘小偷’和‘大盜’。”

　　“你好”、“謝謝”與“阿裏巴巴”，兩種聲音始終貫穿著我們的非洲之行。

　　在肯尼亞，報紙用整版篇幅記錄了10家中國企業對一個偏僻村莊的援助，另一版就提醒針對華人的搶劫事件近來大幅上升；埃塞俄比亞正在模倣中國的“五年規劃”，它有“最像中國的非洲國家”之稱，海關卻對中國人“另眼看待”；讚比亞司機馬克為我起了個當地人的名字“Maplo”，意為“上帝的祝福”，他給所認識的中國人起了同樣的名字。他帶我看了數月前總統大選時留下的痕跡，一根柱子上模糊噴著：中國人滾出去。

　　2010年，中非之間貿易額已達到1269億美元，20年來翻了150多倍，中國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關於中國人在非洲的數量，沒有一個機構提供的數字足夠權威，最保守估計也超過200萬。我們拜訪的一家企業，每年辦理的非洲勞務簽證就超過8000個。

　　中國需要非洲，恰如非洲需要中國。自2000年起，中國已成為饑餓的資源動物，轉型中的世界工廠要尋找適合梯度轉移的成本洼地，而非洲是滿足這兩個條件的最後一塊大陸。

　　非洲正在努力卸下悲情、絕望、饑餓的面紗。IMF預測，2011年非洲經濟增長率為6%，2012年仍會接近此數字，與亞洲持平。大約有6000萬非洲人年收入達到3000美元，如果沒有中國人，這些數字不會如此漂亮。

　　中國在非洲的角色令西方感到驚懼，它們認為這是以自己逐漸退場為代價。它們譴責中國在非洲以掠奪性手段開發資源，中國開出的支票助長了非洲的腐敗和專制，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衝擊當地市場，令貧困者更加貧困。這些批評也能在非洲人口中聽到，在乍得一個加油站排隊時，有人用法語向我們大喊“新殖民主義”。

　　從單一事件看，有些指責並非空穴來風，站不住腳的是從中引申出的倫理判斷，即中國這個暴發戶正用一切手段引誘剛剛進入青春期的“黑姑娘”。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嚴海蓉與沙伯力著有《中國在非洲：全球體系的困境》，他們指出，中國在非洲的商業行為，正是以與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進行的，“所有這些都是現代世界體系的共同特徵”。實際上，非洲人所表現出的警覺與期待，中國人應該不陌生。在非洲，我總想起James McGregor在《十億消費者》中描述的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彼時在外國投資者眼裏，中國也是充滿活力、機會遍地、晦澀難懂、相互矛盾、令人困惑的。

　　如果中國將精力集中于如何洗刷自己在非洲的“污名”，或沉醉於傳統的“中非友誼”，將無濟於事。自嘗試“走出去”以來，非洲是令中國最有成就感的大陸，可中非這兩個國際化初級生都沒有做好共舞的準備。“就像造了高速公路，首先要限速，有攝像頭，有指示標識，然後才能通行。”中國駐讚比亞大使周欲曉先生説，“現在我們把路修好，系統尚未建立起來就迫不及待跑上了，而這一套系統早晚要補齊。”

　　非洲是一片不斷變化的大陸，在這裡，中國需要動態的視角，以及更多的同理心與耐心。

　　上篇

　　辨識雄獅

　　非洲既質樸、又複雜，並非每一個在這裡的中國人都能讀懂它

　　非洲要什麼？

　　閉著眼睛，也知道飛機降落在了乍得的機場，顛簸讓我想起20年前在農村土路上坐拖拉機的經歷，睜開眼睛，還是嚇了一跳，跑道如此之短，只要再滑行一會，飛機就會一頭扎進候機樓。

　　如果一年之後再來乍得，將會在一個新機場降落。從規劃圖上看，它能達到中國二線城市機場水平。新機場修建者是中工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工國際），該項目合同金額為10億美元左右，來自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優惠貸款。另一家中國公司中地海外，正在為乍得修建通向喀麥隆的界橋，佈滿裂紋的舊橋就在旁邊，似乎隨時就會斷為幾節。

　　在埃塞俄比亞，當地人如果説“中國人是瘋子”，他們指的一定是非盟會議中心的施工隊伍。即使夜晚，半空中也能看到焊槍發出的四濺火花，這是中國自坦讚鐵路後最大的援外項目。該項目自2009年6月開工，2012年1月就要投入使用，遇到了三個雨季，有效工期只有18個月，而僅室外工程就比天安門廣場還大。

　　“沒有人相信能按時完工，我們基本上沒有按客觀規律辦事。”中國駐非盟會議中心項目特別代表曾花城指著將要竣工的大廈説。他個人為之付出的代價也是違背“客觀規律”，40歲剛出頭，看起來足有50歲。

　　非洲集中了全世界1/4的工程建築機械，而操作這些機械的多數是中國人。中國公司修建了撒哈拉大沙漠之下的輸油管道，連接數個國家的鐵路，解決全國能源供應的水電站，甚至總統官邸。非洲基礎建設領域的許多“第一”，都與中國公司相關。這不奇怪，在非洲有時候修一個機場，意味著必須從鋪一條公路開始。

　　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的報告，非洲若要修建所需的港口、鐵路、公路及電力等基礎設施，每年面臨的投資缺口高達310億美元。而南非標準銀行集團經濟學家史傑文在2011年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非洲基礎設施升級和維護費用需求每年在1000億美元左右。自2007年以來，非洲約2/3的新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來自中國。

　　中國公司參與的基礎設施項目，主要融資渠道分為四類。一類像非盟會議中心這樣的無償援外，通常也要在國內招標。第二類是類似乍得機場項目的優惠貸款，由政策性銀行提供，每年有幾百億元人民幣，非洲國家可以去中國商務部或銀行申報，中方如果覺得項目成熟，申報方也有還款能力就會撥款。第三類是商業貸款，合同由中方企業主導。若企業覺得項目風險可控，而對方也迫切需要，就會去找銀行融資，它有買方信貸和賣方信貸兩種形式。最後一類是比較流行的安哥拉模式，也叫做資源換工程，由中國政策性銀行與對方財政部談一個總體框架性協議，將優惠貸款、資源、工程都放進這個一攬子框架內。

　　非洲工業基礎異常薄弱，從大陸上空鳥瞰，幾乎看不到高聳的煙筒，那些能提供原材料深加工或進口替代型的工業項目受到歡迎。據中國駐埃塞俄比亞經濟商務參讚錢兆剛介紹，埃塞俄比亞第二個五年計劃叫做“經濟增長與轉型”，就是要以工業為主要拉動力。

　　在肯尼亞，我們拜訪了當地華人圈中頗有聲望的“黨叔”。黨叔來自華北電網下屬的國有企業，在肯尼亞建了一個水泥電線桿廠。他告訴我們，只要保證年銷量達到2萬根電線桿，凈利潤就會接近30%，“在國內做什麼生意能有這樣的利潤？”

　　中工國際為乍得建了一個小水泥廠，乍得將之視為“工業獨立”的標誌之一，最初設計為5萬噸/年，後改成10萬噸/年。根據中工國際（乍得）總經理孫志鵬計算，在國內水泥價格已殺到300元人民幣一噸，而在乍得一噸則要超過3000元人民幣。

　　埃塞俄比亞的水泥2011年最高點漲到5000元人民幣/噸，與大米等價，“漲得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建造了東方水泥廠的一位中國人透露，該公司有一個小粉末站，不到一年時間就全部收回成本，另一個水泥廠正準備點火。如此高價，依然供不應求，到了旱季，各種工程上馬，門口有時排了一百多輛卡車，需要托關係才能拿到貨。

　　水泥電線桿廠、年産在百萬噸以下的水泥廠、小鋼廠等在國內都屬於淘汰的夕陽産業，但如果搬到非洲，其中的利潤會讓投資者大吃一驚，當然，前提是能克服重重困難，這些困難用“九死一生”形容也不過分。

　　非洲國家的中小學，不管多簡陋，都有充滿希望的名字，或叫“明天”，或叫“未來”，有的學校以珍貴的物品命名，在讚比亞一個部落裏，我們看到了用草棚搭起的小學叫做“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