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濟南2月28日電(記者張旭東、袁軍寶)十年“用工荒”期間，農民工收入有了不少提升，但由於高房價和較高的生活成本，農民工用20歲至30歲的黃金年齡在城市漂泊、打拼後，大多數在“而立之年”仍無法在城市立足。更為殘酷的是，在城市漂泊已久的新生代農民工，已很難回到不再熟悉的農村生活中去。陷入“進退兩難”境地的他們盼望能隨著收入的提高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儘快“突圍”。

　　打拼十載依然“無産”

　　和十幾年前相比，農民工工資水平已有明顯提高。從甘肅農村到深圳特區，任曉強在深圳打工已經14年。1997年，任曉強剛到深圳時在一家五金廠工作，工資每月只有500元錢，後來他又做過廚師和保險推銷員，現在做裝潢材料銷售，每月工資已有4000多元。

　　任曉強感受到了東南沿海的“用工荒”。“我們剛來那會兒找個活不容易，暫住證過期了找不到活就到處亂躲。2003年以後活兒好找多了，但一線車間工資並沒有漲多少，一連好幾年都是2000多塊錢，一年下來掙不了幾個錢。”他説。

　　雖然總體來説工資提高了，工作也好找了，但由於物價上漲，任曉強覺得生活壓力反而更大。他説：“十幾年前二三元錢就能吃飽，廠裏米飯還不要錢。現在十幾元吃不到什麼東西。現在是城裏掙錢城裏花，很難攢下錢給家裏，甚至還不如剛到深圳那會兒。”

　　收入不高只是任曉強的壓力之一，他更擔心今後在城市生活沒有保障。“之前大多數公司都沒有給我們繳過養老保險，這幾年年輕能掙些錢，老了之後要是沒有社會保險怎麼能在物價這麼高的城市生活下去，買房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他説。

　　王亞萍是任曉強的嫂子，1998年到深圳務工，當時工作的車間要用大量酒精，加上高溫環境，一年下來她咳嗽不止，回家檢查發現患了過敏性支氣管炎。中藥、西藥吃了幾年，症狀有所緩解，但現在仍未痊癒。“那時對農民工的勞動保護還沒現在這麼好，大家也沒有維權意識，自己得了病只想趕緊回去治，不能讓宿捨得人晚上都睡不好。”她説。

　　國家人口計生委去年發佈的流動人口發展報告顯示，流動人口社會保險參保率仍然較低。就業流動人口中，52%的人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特別是在工傷風險較高的採掘、製造、建築業中，參加工傷保險的比例遠未達到《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要求。

　　回不去的“老家”生活

　　李通也是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之一，今年已是打工的第8個年頭。從沂蒙山區老家外出後，他在北京幹了四年，後來又到青島。“80後”的他每年只能回家一兩次，甚至有時一年都回不了一次。

　　“雖然離家不遠，但每年只有過年、十一時才能回家，平時工廠都要上班，回家也只能過上三四天就回來。”李通説；“我從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地裏活基本上忘了，老家很多鄉親也都不認識。”

　　李通告訴記者，城裏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外出購物到超市，每天能洗個熱水澡，對這些習以為常後，對農村老家的生活反而有些不習慣。“現在我在青島找的對像是從小在城里長大的，她更不願意到農村生活。但讓我發愁的是，現在一個月掙不到3000塊錢，我們怎麼在城裏過下去？”他説。

　　記者採訪了解到，大多80後、90後農民工都有類似想法。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一項調查顯示，68%的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基本的農業生産知識和技能，其中有27%的新生代農民工從未做過農活。採訪中許多農民工表示，即使經濟形勢波動，就業形勢惡化，他們也不願返鄉務農。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衛國説，十幾年前老一代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是增加收入後再回到農村生活消費，新生代農民工則不一樣，這是近些年來務工人員一個明顯的變化。

　　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李伯平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更多是為了改變生活方式，在身份認同上已不斷從普通農民向企業員工轉變，但現實又讓他們很難徹底融入城市生活。

　　夾縫之中何處“突圍”？

　　難以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適應農村生活的新生代農民工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為此，他們根據工資高低而頻頻“跳槽”，渴望徹底融入城市實現“突圍”。專家表示，農民工是我國農村與城市發展的銜接體，是我國現代化和建設小康社會的生力軍，他們的困境折射出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困境。

　　相關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是46.59%，而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約33%，這意味著有13.6%，即1.28億生活在城鎮裏的人沒有實現真正的城市化。

　　張衛國説，城鎮化進程和勞動力穩固關係密切相關，勞動力城鎮化的困難，一是因為城市的房價、戶籍等因素制約著勞動力的徹底轉移；二是因為我國目前勞動者生産效率還不夠高，難以達到相應的工資水平；三是因為我國企業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徹底轉變，産業結構不支持快速的城鎮化。

　　如何幫助農民工實現“突圍”？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就業辦相關負責人表示，降低農民工“流動性”需要企業加快經濟轉型，提高員工薪資待遇。只有員工有了較高的收入，才能安心在城市生活下去，留在企業當中。同時，企業應加強內部人性化管理，增加農民工對企業和城市生活的認同感。

　　山東財經大學農業與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蔚認為，政府應加強勞動者培訓，不斷提勞動者生産效率，增加農民工勞動附加值。目前我國勞動者的生産效率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政府在學校教育、技校培訓方面應加快改革，使之更具實用性。

　　青島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煒表示，農民工“市民化”需要從技能培訓、社會保險、入口、子女入學和住房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另外，我國在城市化過程中還要關注農村，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吸引更多的青壯年農民就地“工人化”，實現城市化有序、階梯式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