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本《民國小學生》作文在圖書市場異軍突起，讀者將當年的小學生作文與現今的小學生作文比較之後感慨，現在的跟民國小學生作文相比，丟失了自然、悠閒、從容的特質。今年初，紅旗出版社推出的《向台灣小孩學作文》又帶我們領略了當下台灣小孩的隨興所至、揮灑自由，不講究主題正確，不苛求重點突出的作文。教育媒體資深人士評價這本《向台灣小孩學作文》時説：“這就是海峽對岸的一面鏡子，反襯的是多年來我們作文教育中的弊端。”

　　台灣小孩更會寫生活

　　杭州讀者滕國暉買了《向台灣小孩學作文》，回家讓五年級的兒子寫與其中一篇同題的作文《逛夜市》，他比較了兩篇之後説道：“台灣小孩子寫的是他看到夜市的東西如何好玩，如何新鮮，他逛得如何滿足。我家的孩子寫的是：幾月幾日跟爸爸媽媽一起去夜市，我們買了很多東西，有什麼什麼什麼等，最後很開心地就回家了。”滕國暉説，兒子想了好久，就是不覺得夜市裏有什麼是值得寫進作文的。

　　“我們給孩子們的作文的要求就是時間、地點、人物、事情這四要素要寫清楚。”長年身處教育第一線的杭州師範大學第一附屬小學語文教師徐華芳是這本書的編委之一，她説，在這樣的框框下，學生分化成兩種類型，一種平時背誦許多範文，無論什麼題目，他稍微改一下就能套用；另一種學生平時機靈乖巧，説話的表達能力很強，但是一碰到寫作文，就腦袋發木，不知道怎麼把平時的講話用筆寫下來。

　　徐華芳比較了兩岸少年的作文後説，“台灣小朋友的作文很明顯沒有這樣的拘束，甚至可以説他們寫的很散，但是他們有一種很明顯的風格，就是細心地觀察身邊的事情，用自己的語言記錄下來。”

　　泉州第五中學的語文教師林慧瑩仔細閱讀了《向台灣小孩學作文》之後，同樣感慨對岸小孩的童心和率性：“我注意到，一個孩子寫媽媽心情不好，説自己輕輕抱了抱媽媽，‘雖然媽媽沒有説話，但是媽媽懂。’語言一清如水，是孩子純真的心理的自然流露，這告訴我們，去盡偽飾才是真的美。”

　　是什麼讓我們的小孩話語方式單一乏味

　　廣州日報的專欄作者羅小亦這樣回憶她年少時候寫作文的習慣：“我平時寫了各種筆記，這些筆記都有側重點，考試的時候挑起中一個，改頭換面用上去，基本都能得高分。”羅小亦説，為了作文拿高分，這樣的路徑依賴也是迫不得已，“誰年少時沒寫過一兩篇類似‘做好事不留名’的作文呢？”

　　徐華芳對當前作文教育中為使學生獲得一個好分數而要求學生背誦範文的做法很不認同，“這是一種討好評分標準、討好體制的取巧辦法，這種辦法最後就是造就了學生千篇一律的話語方式，那單一又乏味。”徐華芳説，“作文並不在乎辭藻華麗，也不在乎結構完整，少年人的作文要符合少年人的身份，他們説的話應該符合他們看世界的眼光。”

　　該書主編袁敏曾出版了“新概念作文”系列，也是目前鬧得沸沸颺颺的“方韓之爭”的主角之一韓寒的伯樂。她當年任韓寒《三重門》的責編，親手從韓寒手中拿到手稿的複印稿。袁敏談及《向台灣小孩學作文》的策劃時説：“我不止一次聽到現在對孩子們作文的指責，認為小孩子被催得心智早熟，作文裏看不到童趣和天真。但是在《向台灣小孩學作文》裏我感受到了另一種形態的童年、童語和童話。”袁敏認為，大陸的小孩能從這本書裏看到另一種寫作文的狀態，“萬萬不可讓他們的純真情感、敏感又纖細的觀察力慢慢地被絞殺在課堂內外的作文本裏。”

　　作文教育知易行難

　　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周明初看到《向台灣小孩學作文》的時候，忍不住誇讚：“這本書好，我要趕緊買一本給自家小孩看。”周明初説，寫作文實際上是培養一個人使用母語的習慣和規範，“把一件事情用母語清晰曉暢地記錄下來，這是母語學習的第一步。”

　　“‘我手寫我心’，這是語文教育領域一直強調的這一點，但是真正到做到這一步很難。”資深教育媒體人吳志翔對作文教育有清晰的看法，他認為從“我手寫我心”開始培養一個人的語感，到最終能寫出行雲流水的文章，這需要不斷地練習，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可學生和教師都有考試的壓力，有分數壓力，所以很多學生和教師都選擇了一條他們眼中的捷徑，就是説套話。”

　　這個惡果就是作文套話連篇、面目雷同。吳志翔説，希望《向台灣小孩學作文》能一定程度上打開教師的視野，能教孩子多寫一些多姿多彩的作文，多寫生活百態，“少寫一些空洞無味的‘準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