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檔案

　　張荊，北京工業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團中央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常務理事。曾參與社區矯正制度建設研究、北京社區矯正模式研究等重點課題項目。

對話背景

　　近日，民政部出臺《關於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從國家層面描繪了農民工參與社區生活的發展路線。這是中央就農民工融入社區問題下發的首個專門政策文件。

　　社區融入是否將成為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突破口？如何為農民工融入城市尋找更多切入點？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話題專訪了張荊。

　　中國青年報：你怎樣看待民政部近日出臺的《關於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

　　張荊：當前，我國外出農民工有1.64億人，其中約六成是新生代農民工，是城市流動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雖然戶籍在農村，但長期在城市就業，既是社區建設的參與者，也是受益者，應當享有參與社區管理、享受社區服務的權利。以社區作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切入點，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民政部出臺的這個意見，初衷非常好，是為了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參政議政等各種權利，彌補城市居民和農民工之間的差距。但是，如同我們力主讓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去公立學校讀書一樣，究竟能否落實，仍需要制度上的細化和完善。

　　中國青年報：據了解，此前你曾主導過數次針對北京地區農民工聚集區的調研訪談工作。農民工聚集區給你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張荊：在社會融入方面，訪談的結果和我們預想的差異較大，農民工聚集區的人們似乎缺乏與城市交往和互動的機會。聚居在沙子營村那片廠房的人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年輕人，他們在北京有正式的固定工作，收入較高，也比較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和觀念，但仍存在一種融入城市社會的恐懼，這種恐懼來自於他們的自卑，也來自於城市的歧視；另一部分是中老年人，他們基本上都在做些臨時工，有工作了就去做，沒工作了就待在家裏，極少外出。

　　據我們訪談了解，沙子營村的外來居住者和當地人基本上沒有溝通，連收房租的都是城裏人雇傭的流出地的“二房東”。他們與社區本地人彼此都懷著戒備和不信任。以“熟人”特別是“老鄉”網絡維繫的小社區，結成了以家鄉人聚居為特點的小圈子，他們又獲得了相對的認同感和滿足感。

　　中國青年報：對於以社區作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切入點，你有何看法？

　　張荊：我認為應當以農民工子女接受公立學校教育為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切入點。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孩子同在一所學校上學，會增加他們與城市文化的接觸和學習，孩子的家長們也會多一條與城市家長或城市文化溝通的橋梁。

　　當然，這方面的問題還很多。我國《義務教育法》中明文規定適齡兒童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家長有送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國家有提供教育條件的義務。但是，《義務教育法》的這種規定是針對計劃經濟時代的教育需求制定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結構、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動。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義務教育制度將流動人口子女排除在城市教育體制之外。因此，《義務教育法》規定的適齡兒童的受教育權利在流動人口子女中無法實現。

　　雖然各地政府都規定流動人口子女可以到當地公立學校借讀，但是，繁瑣的手續和高昂的“借讀費”、“贊助費”讓低收入的流動人口家庭無力承擔。這實際上使《義務教育法》所規定的平等的受教育權因缺乏相應的保證機制而難以實現。

　　中國青年報：這將導致怎樣的後果？

　　張荊：在城市社會中，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往往是收入水平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於流動人口家庭來説，由於家庭收入相對較低，子女的教育期望往往難以實現。這有可能造成“貧困——教育不平等——更貧困”的惡性循環，使流動人口家庭失去向上流動，改變家庭社會地位的機會。

　　其實，我們可以從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環節入手，推進農民工的社區融入，如更多地開辦社區圖書館，在那裏建立起一個開放的、可融入式空間，既增進社區孩子、大人間相互溝通、聯絡，也為農民工提供一個平等參與社會活動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