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農民工輸入大省廣東和農民工輸出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都提出將適時取消“農民工”稱謂。分析稱，中國應消除城鄉“二元格局”，提高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社會保障程度，才能使農民從根本上不再受到社會歧視。CFP供圖

　　人物檔案

　　南香紅，現任《南方都市報》首席研究員，著有《巨災時代的媒體操作》、《眾神棲落新疆——東西方文明的偉大相遇與融合》等專著，曾完成“農民工城市暴力犯罪調查”、“打工妹情感婚姻問題調查”，參與策劃“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大型調查等專題研究。

　　對話背景

　　近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9部門聯合，就做好2012年元旦、春節前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進行動員部署。

　　近年來，每逢歲末年初，民工荒、追討欠薪、民工返鄉潮等現象一再佔據公眾視線。而在一系列現象背後，是農民工群體亟須被社會關注、包容的現狀。從初入城市的舉目無親，到逐步建立社交網絡，再到上升路上的瓶頸之困……這一群體的變遷既伴隨著社會巨大發展，也伴隨著自身的艱辛付出。

　　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民工群體的變遷脈絡究竟是怎樣的？如今，他們的生活仍要面臨哪些困境？如何為其謀求新的發展空間？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話題專訪了南香紅。

　　農民工群體的變化給城市帶來新課題

　　中國青年報：據了解，近期你參與策劃了為期一年的“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大型調查。作為策劃人之一，你關注農民工這一群體的初衷是什麼？

　　南香紅：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開始，而主要的改革經歷者和推動者也是中國的農民。在農民當中站在改革大潮潮頭的是農民工。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遷徙，30多年來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城市和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

　　30多年來，我們對農民工群體的認識也一直處在變化中：一開始我們恐懼這種遷徙；後來設法阻止遷徙，因為大遷徙給原有社會秩序和應對模式帶來了巨大挑戰；然後，我們意識到，農民工代表著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再後來，豐富的勞動力市場逐漸轉變為民工荒。

　　總之，隨著民工潮的不斷擴大，其遷徙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已成為整個社會需要面對的現實。過去，媒體對這一群體的關注大多是個案式的：哪爆發了極端事件，媒體才會跟進。30年過去了，到了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之路的時候，也到了該為農民工群體做整體記錄的時期，所以我們選擇為農民工做一次這樣的記錄。

　　中國青年報：調查中有什麼發現？能談談30年間中國農民工現象發展的大致脈絡嗎？

　　南香紅：持續30年的民工潮，為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動力，也創造了經濟奇跡。但是，當我深入調查農民工進城動機時，卻感到有些心酸。他們的動機很簡單：農村地少人多，吃不飽飯，到城市找份生計。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有了最初流動。2000年之後，外出流動成了主流現象。打工仔、打工妹已然成為城市的新居民和流水線上的主力軍。

　　近年來，我們看到了很多新現象，比如民工荒和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兒童問題等。這説明了一個事實：30年過去了，第一代農民工已經老去，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農民工。不同於父輩，對未來充滿期待、對生活品質有所追求、渴望身份變化，是新一代農民工的重要特質。

　　這種變化對社會管理者、城鄉二元體製造成了衝擊：提高待遇、為其提供城市身份，城市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如果不改善，農民工和城市、社會的衝突則會加劇。如何平穩地化解農民工身份矛盾、化解産業升級帶來的陣痛，是未來需要解決的重點。

　　中國青年報：從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遷的角度看，農民工的遷徙具有哪些巨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