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這一早已約定俗成的稱謂，或許將退出歷史舞臺了。近日，農民工輸入大省廣東和農民工輸出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都提出將適時取消“農民工”稱謂。（1月4日新華網）

　　作為一個新創詞彙，“農民工”無論是從表象到感知，抑或到實相，都意味著偏見和歧視。在社會學的思維裏，偏見和歧視經常被認為是密不可分的。雖然它們一般不同時存在，可是把二者理解為兩個獨立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偏見指的是一種態度、一種感情。歧視意味著對個人或群體的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它是以一種態度為基礎的行動或行為。可以説，“農民工”是本土城鄉二元結構制度的産物，是當下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農民工”，既是農民又不是農民，既是工人又不是工人，對他們的偏見和歧視反映在社會的多個層面。

　　“農民工”是社會底層的代稱，是低收入、低福利、低保障、低權益最直接的對象。“農民工”作為一種現象，製造著社會不公平不公正的困境，及多種變化著的偏見和歧視的模式。無疑，在努力建立平等機會價值觀的社會中，應盡力消除這種人為製造的身份界限，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保障“農民工”權益，尊重他們的人格尊嚴，讓“農民工”這一社會群體早日融入現代城市文明。

　　對“農民工”的身份歧視，只會造成社會分層的不安。讓“農民工”更多地分享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是公權力社會責任心和良知的體現。促進“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融合，不能只做表面活兒，不能只救一時之急，改變他們的命運，應有制度性的安排。譬如，近日民政部發佈了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意見。意見指出，按照社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將涉及“農民工”切身利益的勞動就業、公共衛生、住房保障、社會保障、計劃生育、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法律援助、優撫救濟、社區教育、社會救助、文化體育、社會治安等社區服務項目逐步向“農民工”覆蓋。如果意見能夠落實到位，即便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舒緩這一長期的民生痛苦。

　　“農民工”真正成為“城裏人”，生活融入城市社會的那一天，就是“農民工”這一稱謂徹底消失、成為歷史的日子。不然的話，即使有關部門宣佈取消“農民工”稱謂了，“農民工”在媒體上消失了，社會上也沒人喊“農民工”了，但固有的身份歧視的壓力，仍會嚴重地困擾著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

　　今 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