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午餐行動獲得了公眾認可和廣泛參與。CFP供圖

　　柔軟溫暖的棉被兩大包，美觀禦寒的冬靴一整箱，2011年12月27日，用暖流滾滾來形容“衣加衣”設在甘肅蘭州《西部商報》的捐助點再準確不過。隨著騰訊網新聞中心2011年11月初發起的“過新年，穿新衣——衣加衣”計劃的推進，全國各地的愛心人士用一個個郵包溫暖著甘肅貧困山區孩子們的心。

　　“2011年，對於中國的公益界而言實在太值得記憶：一方面，因為醜聞頻發，中國各種官辦慈善基金會的聲譽跌入歷史谷底；另一方面，由公眾自發的公益慈善行為卻獲得了社會的廣泛讚譽，為中國公益界挽回了臉面。”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在《2011中國民間公益元年》一文中寫道。

　　“免費午餐”、“大愛清塵”、“衣加衣”、“給孩子加個菜”……這些民間公益活動都有個溫情的名字，這種自下而上的公益慈善模式被稱為“微公益”，在2011年裏，受到了億萬網民的熱情追捧。

　　隨著人們參與熱情的日益高漲，募集款物的日益增多，“微公益”將走向何方？其透明公開的“保鮮期”能持續多久？民間公益項目的規範化和制度化，亟待提上日程。

透明開放讓“微公益”獲認可

　　與官辦機構相比，公開透明的特點讓民間公益組織更具公信力。在2011年發生郭美美、盧美美、河南宋慶齡基金會等一系列慈善負面事件之後，官辦慈善機構遭遇信任危機，公眾開始將空前噴薄的熱情和信任投向民間公益。

　　“微公益”的“微”既指以微博作為發起平臺，又指力量之微、發起者地位之微。“微公益”門檻低、傳播快、互動性強，網絡平臺成為人財物的聚集地。網絡與生俱來的公開、透明等因素，為微公益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微公益”多由某些對公益事業抱有極大熱情和愛心的“意見領袖”發起，其中有些是社會名流，靠著名人效應和私德擴大影響，有些則是無名草根，靠活動組織過程中的透明贏得公眾信任。

　　無論何人發起、無論資助哪些群體，“微公益”的一項共同之處就是信息透明，而這正是目前官方慈善組織最為人詬病的，甚至是中國慈善事業整體缺乏的。微博是成就“微公益”的主要媒介，“微公益”常常以微博為平臺，及時發佈善款籌集進度和善款使用過程、效果等重要信息，在眾人的“圍觀”與監督之下從事工作，讓官方慈善所避談的善款使用“玻璃口袋”得以實現。

　　迄今為止運作得較為成功的“免費午餐”計劃在對受助學校善款使用的監管上，主張學校開微博，將每天的菜單、花銷等數據連帶照片、視頻公佈到網上，接受捐贈人和網友的監督。記者發現，在“免費午餐”官方微博主頁上，目前公佈有約20個受助學校的微博鏈結。

　　除了網絡，為了實現多方位的監督，“免費午餐”團隊會隨時對受助學校進行探訪、抽查，並要求學校在每個學期結束後提供相關報表。

項目挂靠能否規避風險

　　由於身份還處於灰色地帶，能否擁有面向公眾募捐的資格，對於眾多“微公益”來説非常重要。依據我國相關法規，基金會分為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公募基金會是可以面向大眾募捐的基金會，非公募基金會則不能公開募款。

　　我國法律並未對民間舉辦公募基金會有明文限制，但在實際操作中，有關部門採取“總量控制”的方式，設置了看不見的“玻璃門”。借助網絡興起的“微公益”難免會撞上這堵“玻璃門”。嚴格來説，騰訊網成立的“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屬於非公募基金會，不能面對公眾募款，但是，“衣加衣”行動顯然屬於公募行為。以非公募身份向公眾募款，難以繞開政策設計的瓶頸，存在著法律與道德的雙重風險。

　　“免費午餐”計劃發起人鄧飛從一開始就有為“免費午餐”計劃單獨成立專項基金的想法，但因為不能解決面向公眾募捐的問題，所以一直遲遲未啟動網絡義賣“免費午餐”。

　　直到2011年4月2日，鄧飛的第一個“免費午餐”項目在貴州沙壩小學順利啟動的當天晚上，“免費午餐”募捐平臺正式挂靠在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旗下的“多背一公斤公益基金”名下，這才解決了網絡公募資質的問題。

　　當時，另外一名發起“免費午餐”計劃的梁樹新，在淘寶網“蛋生萬物”義賣店上為“虛擬愛心午餐”公佈的賬戶是屬於一家名叫“麥田計劃”的非公募基金會。

　　梁樹新説，缺少合法身份給他帶來巨大的壓力。2011年3月，“貴州山區午餐計劃”啟動，梁樹新想依靠網絡募款，為貴州黔西縣建中鄉紅板小學205名吃不起午飯的學生提供“免費午餐”，網友可以到他的淘寶網公益店舖“蛋生萬物”義賣店，按每份5元的價格購買虛擬午餐。

　　“最開始是純個人的行動，我沒有獨立的公募賬號，於是把公益店舖的收款賬號和自己的銀行卡綁定。後來有網友質疑，錢進了個人賬戶，憑什麼相信我把善款轉到了受助人手裏？”梁樹新能做的，只是盡可能地公開信息，及時披露善款使用情況。

　　梁樹新坦言，即便網友不發出質疑，他也“做夢都擔心”，“我經常夢到這麼大筆錢突然消失，嚇出一身冷汗；還成天害怕，如果網店被黑客攻擊怎麼辦，損失誰來承擔？”

　　淘寶網上曾經冒出一個山寨店，除了賬號不同，其他全部克隆“蛋生萬物”義賣店。經查，這是一個20多歲的福建青年借機斂財。“幸而網友及時發現，只給騙走了1000多元。”梁樹新不免後怕，“網絡募捐門檻低，想山寨很容易，而且沒有任何規範或懲罰措施。”

　　2011年4月，貴州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主動找到梁樹新，把“貴州山區午餐計劃”收歸名下，並成立了專項基金“微基金”，使項目有了合法公募資格。將淘寶賬號與“微基金”官方賬號綁定之後，梁樹新對於“非法集資”的憂慮才算終結。

　　“從2010年末到2011年春，這段時間對塵肺病人的救援具有公民自發的特點，但存在問題。首先，在法律上不具有合法性；其次，操作上存在一些具體問題。比如，在甘肅古浪的時候，我們給每個病人開賬戶，錢打過去會不會出現問題？這引起過很大的爭議。在樂山，我們先是給塵肺病人代表開賬戶，結果這個代表認為是給他的錢，其他病人就揍了他。後來，以志願者的名義開了一個支付寶，結果又把這個志願者放在了風口浪尖上……這些，都讓善款的可控性較差。”著名調查記者王克勤説，項目化、制度化、專業化成為對塵肺病人救助行動的必然走向。

　　事實上，除了鄧飛的“免費午餐”挂靠在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名下外，目前運作良好的“微公益”都選擇了挂靠公募基金會成立專項基金獲得合法身份，王克勤發起的“大愛清塵”挂靠在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資深媒體人孫春龍發起的“老兵回家”，則是在民間組織活躍、政府管制相對寬鬆的深圳市成立專門的基金會……

運營成本激增的“危險信號”

　　由於網絡是接受捐贈的主要渠道，相比傳統公益機構接受的捐助大多為現金或物資，“微公益”接受的捐贈在形式上豐富得多，比如，“免費午餐計劃”近期就收到一些現金、實物外的捐贈，有人提出捐出寫字樓的使用權，給“免費午餐”做辦公室；有人提出捐出酒店幾個夜晚的住宿，供“免費午餐”團隊開展工作時入住……

　　2011年12月14日，鄧飛在微博上表示，設想用其朋友捐贈給“免費午餐”的4輛越野車，進行公車公用的實驗，將每次因公離庫、回庫以及里程、油費進行公示，這引起了一名網友的擔憂：這是非常危險的信號，固定資産意味著運營成本的激增。他通過微博先後向鄧飛發出兩封公開信，對“免費午餐”的運作提出“項目運營成本應單獨募捐”“公開票選設立撥款委員會”“明晰組織邊界與功能”等建議，並警示“‘免費午餐’項目承擔不起名譽上的失敗”。他建議，運營成本應該另想辦法，可以通過私人朋友或企業專款定額贊助，別與善款混在一起。

　　鄧飛對媒體坦言，“免費午餐”發展到現在，不足之處在於是志願者組織的，沒有足夠的專職人員和全職人員。“公益做到最後，需要精細化、正規化，這一塊確實做得不夠好。8個多月的時間、精力，主要都是在找學校、開餐、監督學校，最開始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貪污浪費。”

　　如今，越來越多的“微公益”組織者意識到，單純利用網絡，缺乏機構的規範管理，活動將難以持續。人們針對“微公益”的一些質疑，亦與其專業化不足的現狀有關。

　　“微公益”的生命力在於公開、透明、自發，政府應該為“微公益”建立規範機制和遊戲規則，引導其走上正規化發展的道路。作為新的公益形態，“微公益”組織也應當主動從傳統的公益機構中尋找規範的經驗與教訓，採取透明化、專業化操作。

　　部分“微公益”的發起者也認為，依靠個人單打獨鬥、募捐、找志願者這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操作方法，只能作為民間公益的第一階段。當慈善項目達到一定規模後，一定要確定一種機制，將公益項目制度化，這樣項目才能具有持續性，即使最初的發起者和管理者退出，慈善項目也能繼續運作。相對於目前的自髮式與分散式，“微公益”更需要一種可持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