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總是算賬的時候，稅收亦不例外。2011年，“減稅”成為整個年度的稅收關鍵詞。

　　個人所得稅調整、營業稅改徵增值稅、房産稅改革試點、資源稅改革及車船稅微調，每每“稅事”變動，各界無不高度關注，媒體也競相報道。仔細來看，這些稅制變動都透著 “減稅”的意向。然而，全國稅收收入增長仍明顯高於GDP增長。

　　為什麼越減稅，收上來的稅收反而越多？

　　間接稅不進行大調整，實際減稅效果難以顯現。百姓最關心以個人所得稅為代表的直接稅。這些從大家的腰包裏面直接拿走的稅收，讓人感觸最深也最痛。但是，直接稅在我國現行19類稅收收入中所佔比率並不高。以個人所得稅為例，2010年其佔稅收總收入僅為6.6%。國家大部分的稅收收入，主要源自以增值稅為代表的間接稅稅種， 2010年間接稅佔稅收總收入達56.7%。雖然間接稅不直接向百姓伸手，但是所有的商品與服務無不含稅，且稅率不低。這種無差別課稅特點(只要商品流轉就會計稅)與相對較高的稅率設計(增值稅一般稅率為17%)，實實在在地推高了我國的宏觀稅負。

　　舉例來講，大家日常購買的食用油，從原材料開始，到榨取油脂，再到包裝上櫃銷售，每個環節都會根據價格計徵稅收，最後的售價中就包含有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等。只要購買食用油所承擔的稅負就會一樣，無論你是哪種收入水平，這就是間接稅的無差別課稅。同樣，在以直接稅為主的國家，商品含稅相對較低，因政府大部分稅收都在收入環節直接收取，收入水平高多繳稅，收入水平低少繳稅。這樣就能夠比較好地實現讓收入高的群體適當多納稅，收入低的群體稅負少一些。然而，直接稅制較之間接稅制，無論是制度設計還是徵收管理，都更複雜，也更困難。從間接稅制走向直接稅制需要多方面的準備。比如我國今年進行的個人所得稅改革，以及房産稅改革試點，遇到的很多難題，還需要進一步解決。但我國稅制走向直接稅的改革方向不會變。

　　宏觀稅負指標，難以全面體現稅負輕重。稅收收入與GDP之比，曾是多年來衡量稅負輕重的關鍵指標。2011年11月，財政部發言人稱，“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徑計算，2010年，我國宏觀稅負為26.4%，2009年為25.3%，而2009年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為36.4%，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40.8%，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為32.9%。”問題是稅收收入是實數，每一筆都有據可查，每一分錢都入賬核算，但GDP卻只有統計核算的結果。無論GDP是高估還是低估，用一個實際發生額與統計核算值做比較，比率的精確度存疑，也就難以體現大家對稅負的感受。

　　實際上，老百姓感受的“稅負痛苦程度”還來自政府性基金、行政事業收費等其他政府收入形式的疊加。每度電裏面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每噸水裏面的污水處理費、每個市場攤位費裏面的菜籃子工程基金等等，這些支出反映在日常生活當中，每筆或許並不多，但積累起來的壓力依然會有所感受。全面的稅負輕重感受，應該是一個綜合的結果。

　　現有國民經濟結構有拉升稅收收入的作用。2011年的“減稅”集中在了直接稅領域和部分間接稅領域。對稅收貢獻最大的製造業進行減稅的舉措，並未推出。世界各國經驗證明，工業化必然帶來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而製造業則是貢獻稅收的主力。中國目前正處於這個階段。從歷年的統計資料來看，無論是增值稅、營業稅還是企業所得稅，都有著強烈的生産型偏好，倚重製造業納稅。也就是説，只要我國沒有走完工業化歷程，只要稅制結構偏向對工業企業的徵收，稅收收入還會有持續增長的動力。

　　從經濟開放的角度，中國製造已經逐漸成為了一種符號，這種符號的背後是全球化大生産向中國聚集。無論是商品生産還是服務貿易，在中國走一圈，打上Made in China痕跡的所有産品，都會成為課稅對象。每年幾萬億美元的進出口貿易活動，首先有關稅，其次有進出口環節增值稅，如此種種，這些稅收也直接計入了稅收收入的總額之中，成為稅收收入上漲的推力。

　　此外，實際通脹水平增加稅收收入作用明顯。如今，大家終於知道了CPI作為衡量通貨膨脹的局限性，那就是不能完整反映整個市場物價的變化。房價、能源價格、服務類價格等在CPI核算中的比重不高，但多年來的價格漲幅卻最大。CPI指數平穩下的稅收高速增長，事出有因。

　　以房價為例，房屋價格以及租金價格在CPI的比重當中遠不及豬肉、糧食高，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講，這卻是大筆開支。契稅、營業稅及印花稅是在房屋交易過程中依據房價確定的稅收。近10年來各地房價的高企，令這類稅收收入增加明顯，壓在購房和租房人身上的稅負較之以往只多不少。再看看能源價格，如果説天然氣、用電的價格還在管控之中，那麼燃油價格則是一路飆升。從3元多到5元多再到如今的7元多，持續上漲的燃油價格推高了大家的出行成本。同時，燃油當中所含的資源稅、增值稅、燃油稅附加等稅種，也隨著燃油價格增長而快速增加。很多勉強買得起車的人，卻不太用得起車。不難看出，這些生活中繞不開的商品價格上漲，帶動的稅收增加，卻隱匿于CPI指數之下。

　　資本輸入是稅收收入增加的一大力量。加入WTO10年，中國全面開放的不僅是商品市場還有資本市場。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資本輸入國。進來的資本要逐利，就要投資。有投資就會有生産、有消費。外部資本輸入，形成的生産、經營乃至交易，都進入了我們的國民經濟循環。由於稅收涉及國民經濟各個環節，可分為對資本和勞動課稅兩種主要形式。這類輸入資本的運行自然帶來了稅收，而隨著資本總量的增加，稅收收入也將相應增長。於是就不難解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上萬億美元進進出出的資本，對稅收收入增加的顯著作用。

　　信息化的徵管手段提高了稅收徵收率。辦稅服務的信息管理把以前難以徵收的稅款都收了上來。企業信息可以在稅務機關的數據庫中全面反映。數據分析下，按年度、按行業和按地區的稅收收入比較，能對偷逃稅行為進行針對性的預報及糾察。同時，稅票的條碼化管理，也令以前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大為受限。這些都是稅收增加的技術原因。

　　總之，減稅的方向有必要堅持。在結構性減稅框架下，呼喚更全面的減稅改革，特別是間接稅改革。相信減稅的效果將逐步顯現。此外，高速增加的稅金更期待高速增加的優質公共服務來匹配。對教育、醫療和住房這些大問題，稅收雖然還沒有能力完全承擔解決，但是很多方面可以有多的支撐與保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博士 何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