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國務院法制辦公佈《女職工特殊勞動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這引發社會各界對女性生育權的關注，也讓一些人對當下普遍存在的生育難問題憂心忡忡。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對1386人進行的在線調查顯示，75.4%的人表示關注“女職工特殊勞動保護條例徵求意見”。受訪者中，“70後”佔38.6%，“80後”佔37.0%。

　　66.6%的人擔心生育政策配套制度不完善

　　“現在經濟不太景氣，你還是回家歇一段時間吧。”2009年年初，40歲的肖紅（遵從受訪人意見此處為化名）帶著初為人母的喜悅，準備重返工作崗位時，人事主管的一句話讓她如墮冰窟。在她休産假的4個半月期間，這家外企已經新雇用了一個財務人員代替了她的工作。

　　懷孕期間的加班費一分錢沒得到，生育補貼也沒發。之前她月工資4000元，産假期間公司只發2000元，理由是“曠工”。肖紅不服，找到仲裁部門。公司以要走法律程序為由，扣押了她的人事檔案及社保關係。

　　勞動爭議官司從仲裁，到法院一審、二審，打了兩年多，肖紅的孩子都已經3歲了。今年10月底，經過法院判決，肖紅才拿到公司拖欠的工資3萬元，被扣住的檔案也退回了街道。

　　由於檔案被扣，兩年來肖紅一直沒找到穩定工作。失去了收入，打官司又差不多花了1萬多元，家裏的開銷只靠老公一個人。老公很不滿，覺得肖紅是“惹事精”。孩子、家庭、工作，這一切讓肖紅身心俱疲。

　　之所以拖到40歲才要孩子，肖紅就是怕影響工作，不敢生，結果最終還是難逃這一厄運。如今已43歲的肖紅只能重新找工作。“這幾年，我一直在煎熬中度過，但一點也不後悔生了孩子。我是失去了很多，但起碼有了孩子。”

　　訴訟期間，肖紅認識了不少有類似遭遇的女性。她發現，女性權益在很多方面都會受到損害，比如，懷孕期間被迫加班，搬東西、幹重活等等。一旦在懷孕期間或生孩子後被辭退，生活往往就會出現問題，甚至導致家庭矛盾。

　　生育政策能否真正保障女性生育權？調查中，受訪者普遍表達了擔憂：66.6%的人擔心“配套制度不完善”，55.7%的人擔憂“難以落實”。

　　深圳某民營公司人力資源經理陳先生告訴記者，今年的校園招聘公司最後要了7個人，全部是男生，連一個女生的簡歷都沒看。“現在企業用人成本太高了。女性一生孩子就要脫崗，一請假就是半年，會耽誤事。”他擔心，本來應該由社會或政府擔當的責任，現在都壓到企業頭上，這會讓用人單位對女性越來越挑剔。

　　調查中，63.0%的人擔心生育政策會讓“企業不願招收女性，加劇女性就業難”；54.9%的人擔心“企業在一些重要崗位人選上更傾向於男性”；44.7%的人認為“企業會壓低女性工資來節約生育補貼成本”。

　　影響青年生育決策的首要因素是育兒成本

　　26歲的葉子今年5月剛結婚，家裏一直催著要孩子，小兩口卻遲遲下不了決心。“我剛在主管的位置上做了一年半，擔心生孩子耽誤晉陞，只好一直拖著。早生孩子一是會委屈孩子，沒有穩定的生活環境；二是會委屈自己，耽誤事業。”

　　調查中，75.4%的人感覺近年來女性生育年齡“推遲了”。

　　陳先生所在公司女性的生育年齡平均在30歲，若有升職機會，還會往後推。要想讓生育不影響職業生涯，很多職業女性只好儘量縮短休假時間。他的一個朋友直到産前一週才休假。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研究員張翼認為，女性推遲生育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現象：第一，女性受教育時間延長；第二，職業轉換頻率加大；第三，城市生活成本上升非常快，年輕人的收入往往不能支持婚育等一系列生活安排；第四，婚姻不穩定因素也增加，青年閃婚、閃離、不婚的比例在增加。

　　在張翼看來，女性最好的生育年齡是25歲左右，生育時間越遲，對身體的傷害就越大，恢復期也會比較長。所以産假應該適當延長，讓母子有一個長時間的接觸，也能提高母乳喂養率。從世界各國來看，越是發達的國家，産假時間越長。

　　影響青年生育決策的主要因素是什麼？調查中，“育兒成本”排在首位（81.7%），其次是 “生活壓力大，無暇生育”（69.1%）。此外，還有59.0%的人擔心“工作太忙，沒人帶孩子”；52.3%的人表示是“住房條件”；44.7%的人表示是“計生政策”；40.4%的人“擔心生孩子後在職場被邊緣化”；28.6%的人認為是“青年不願意承擔育兒責任”。

　　73.7%的人建議明確細化産假工資待遇

　　我國保障女性生育權的法律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和《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潘錦棠看來，我國保障女性生育權是有制度保障的，但制度執行存在很大問題，女工遇到侵權問題時維權成本高，有關管理部門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情況並不鮮見。

　　潘錦棠認為，正在修改中的《女職工特殊勞動保護條例》，一方面提高了對女工勞動保護的力度，比如將産假從90天延長至98天，將保護面擴大到個體經濟組織。另一方面，有些規定對女工保護有所削弱，比如“國家鼓勵女職工比較多的用人單位建立女職工衛生室、孕婦休息室、哺乳室等設施。”語氣上從原來的“規定”改成了“鼓勵”。

　　他認為，由此帶來的主要問題有兩個方面：第一，企業停辦育兒設施，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幼兒入托難入托貴，增加家庭負擔，影響女性就業。第二，加強對女工的勞動保護是一把雙刃劍，在保護職女工的同時，也會影響女性就業。“女工勞動保護”費用應該實行“社會統籌”。否則，企業還是不願多雇用女工，或者壓低女工工資，女性公平就業問題得不到真正解決。

　　張翼建議，要把政策落到實處，相關行政部門要加強對企業的監管，處罰要到位、及時。“現在不少學術界人士在討論，1000～5000元的人均處罰額到底合不合適。一些勞動者的月工資有七八千元，處罰才5000元以下，企業當然寧願被處罰，也不願給女性帶薪産假。我認為，應該按照勞動者在職工資的1倍或者幾倍來確定處罰數額。”

　　“企業現在還沒有樹立起和員工共同發展的觀念。”張翼説，我國企業總認為提高勞動成本就是對利潤的侵蝕。“他們覺得休産假就是不幹活光拿錢，卻沒有想到，這關係到全社會的健康，是影響將來勞動效率的關鍵因素。”

　　如何保障女性生育權？調查中，73.7%的人建議“産假工資待遇應該明確細化”，67.6%的人建議“生育醫療報銷應該明確細化”，59.6%的人希望“晚婚晚育繼續享受增加産假天數待遇”，54.0%的人希望“産假應該進一步延長”，53.6%的人認為要“加大違法處罰力度，敦促企業遵紀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