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遠見

　　省部長系列訪談

　　——專訪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

　　“十二五”時期，中國人口發展形勢將呈現出明顯新特徵。如何掌握並厘清這些特性，提供有效的人口戰略與政策，需擺脫傳統的“只就人口看人口”的思維，以經濟化的視角提供觀察新緯度

　　文/《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文麗 劉琳

　　2011年，中國正式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走入第34個年份。

　　伴隨這30多年間的，不僅是人口增長速度的大幅降低，還有人口結構與分佈的明顯調整。新的人口形態變化，使人口計生委工作的範疇，變得更為廣泛。

　　“這既是一項‘頂天’的戰略性問題，又是一項涉及到每個人切身利益的‘落地’工作。”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這樣評價她所從事的事業。

　　“十二五”期間，隨著中國老齡化的開始，勞動力人口的增長速度逐漸放緩，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需要人口優勢從廉價勞動力時代轉為人力資本時代。

　　與此同時，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這些問題，無一不涉及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長遠、均衡、可持續發展，這正是李斌和她所在的人口計生委每天面對的“頂天”的戰略問題。

　　“但這項工作的另一邊，還牽著每一個微觀家庭。”李斌説。從2007年來到人口計生委任職後，李斌已經跑了300多個縣(市、區)，走訪了很多村、戶，“跟老百姓面對面，家長裏短地談天，這樣才能把人口計生工作真正落實下去。”

　　作為為數不多的女部長，李斌擁有女性特有的親和與細膩；同時作為經濟學博士，李斌對中國人口發展戰略與經濟長期增長，卻有著理性而宏觀的思考。

　　“十二五”人口形勢

　　在未來的宏觀決策中，人口形勢將成為一系列政策出臺與實施的基本前提，這也是人口對於經濟社會的基礎意義體現。正因為此，掌握最新的人口形勢變化，是“十二五”時期決策的基礎性依據。

　　《財經國家週刊》：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您認為當前及今後五年，中國人口形勢將呈現哪些新特徵？

　　李斌：經過30多年的努力，我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産類型實現了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為實現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目標做出了積極貢獻。

　　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形勢總體穩定，但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主要有五個方面：

　　一是人口總量持續增長。“十二五”時期，人口總量預計將達到13.9億。

　　二是人口素質總體不高。近年來，全國出生缺陷監測總發生率不斷攀升，這將影響未來中國勞動力的儲備。

　　三是人口結構性問題凸顯。經過多年的努力，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勢頭得到了初步遏制，但總體仍然偏高；“十二五”期間，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呈現老年人口數量多、老齡化速度快、高齡趨勢明顯的特點。

　　未來五年，中國每年新增老齡人口接近800萬，第一次老齡化高峰已經到來。但中國還沒有完全做好迎接老齡化的準備，特別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正在建設中。如何應對老齡化，將成為一個挑戰。

　　四是人口流動遷移日趨活躍，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達到2.21億，人口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

　　五是家庭的生産、婚姻、生育、養老等傳統功能有所弱化。

　　《財經國家週刊》：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中國的基本國策，已實行了30多年。30年間，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人口增長情況、人口結構、人口分佈的變化，將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産生深遠影響。您認為，“十二五”期間中國的人口發展形勢面臨哪些挑戰？

　　李斌：未來一段時間，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的緊約束將長期存在，建設人口均衡、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任務仍然艱巨。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不足、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仍然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

　　隨著經濟總量擴大和人口總量增加，能源、淡水、土地礦産等戰略性資源不足的矛盾依然尖銳。我國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資源是1/4，人均礦産資源是1/2，人均資源量綜合排名世界第120位。未來二、三十年，糧食需求總量將比現有糧食生産能力高出20%到30%，糧食安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我國還承擔著減緩全球變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等責任和國際壓力。

　　一直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勢頭，2010年經濟總量達5.9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與全球第一的美國14.7萬億的水平相差甚遠。人均水平仍然排在100位之後，還有相當數量貧困人口的生存發展狀況亟待改善。

　　《財經國家週刊》：您認為在這些形勢和挑戰之下，“十二五”期間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人口發展戰略？

　　李斌：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這是我們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必須始終把握的基本國情，最基本的判斷是國情還沒有改變。

　　201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發展趨勢和全面做好新形勢下我國人口工作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胡錦濤總書記主持學習併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人口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關係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關係中華民族的未來。

　　可以説，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面臨的重大問題與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佈問題密切相關，必須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人口再生産具有很強的慣性，在人口問題上的任何失誤，都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産生難以逆轉的長期影響。

　　改革之初，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曾經出現過“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現象。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化，人們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更深刻，對經濟調控手段運用更成熟，“放收”之論已經淡出視野，少有提及。

　　人口再生産比物質資料再生産更複雜，不是一放了之那麼簡單的事情，必須科學審慎地對待這個問題。要在深入調查研究，掌握實情的基礎上，科學預測論證，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在這過程中，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好人口問題，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堅持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佈，保障人口安全，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

　　人口紅利是綜合作用

　　《財經國家週刊》：近年來，過去似乎比較冷門的人口問題，如人口紅利等，已經成為輿論的焦點。正如您所説，人口對於經濟增長的意義正在不斷凸顯出來，並得到全社會的關注。您如何看待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李斌：對於如何認識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作用的這個問題，目前學術界還是有爭論的。

　　人口紅利理論上的概念，是指在一個人口結構中，人口撫養比相對比較低，家庭負擔比較輕，儲蓄率比較高，從而有利於創造出更高的産出，有利於實現資本積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正處於勞動人口比重大，人口撫養比相對較低，能夠提供成本較低的勞動力資源和較高的儲蓄率的時期，在良好的經濟體制保障下，為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和動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各項政策綜合性的結果。勞動力、人力資源如果要發揮它的作用，也需要體制的支持。例如，如果中國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市場經濟體制，就沒有生産力的極大解放，就沒有廣闊的國際市場，沒有目前我們擁有的大量出口規模；同樣如果沒有城鎮化進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就無法轉移到城市。那麼如此龐大的人口總量，都閒置在農村的土地上，究竟是紅利還是負債？

　　因此，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並不完全是依靠一個單純的人口數量就可以達到的，是包括了市場化進程、走出去戰略、科技進步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在我看來，計劃生育實施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不可否認的。這一政策的巨大貢獻，實際上是為中國這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人口環境，開啟了一個經濟加快發展的窗口。多年來，中國的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長，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口增長卻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一高一低”，就體現了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狀況。

　　《財經國家週刊》：未來5～10年，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將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將如何變化？

　　李斌：從撫養比指標來看，2025年左右將超過50%，還有將近15年的時間。“十二五”期間是中國人口撫養比最低的時期，這一時期，老齡化剛剛加速，是青壯年人口最多的時期。

　　但是，人口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能僅依靠人多的優勢、維持低工資來促進經濟增長，而是要靠科技進步，靠勞動生産率提高，靠人力資源“紅利”，而不是簡單的勞動力“紅利”。

　　從人口結構特徵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龐大，勞動力資源充足。2010年15~59歲人口9.4億，佔總人口的70%，“十二五”期間達到峰值後緩慢下行，但在2045年前勞動年齡人口仍然保持在8億以上，多於歐洲人口總和。因此，未來我國勞動力數量不會短缺，實現充分就業任重道遠。

　　從市場容量規模看，我國在很長時期內仍將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新興市場。《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顯示，我國在139個參評經濟體中居27位。首要的競爭優勢在於巨大的國內和國際市場規模。我國人均收入仍處於較快增長階段，內需潛力巨大，成為拉動經濟長期較快增長的強大動力。

　　從工資收入變動趨勢看，存在可承受的增長空間。隨著勞動生産率提高、物價向上波動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健全，今後我國勞動力成本合理增長是客觀趨勢，這也是勞動者分享改革發展成果、調整分配關係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體現。當前我國勞動力成本僅相當於發達國家的1/20~1/10，也低於一些發展中國家。同時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決定了勞動力成本水平總體還是比較低的，依然具有較大的競爭優勢。

　　從勞動力素質看，人口素質總體不高則是影響人力資源充分發揮的瓶頸，尤其是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文化程度不高。在當代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經濟增長的瓶頸越來越表現為高質量的人力資本短缺。

　　《財經國家週刊》：您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上述變化，將給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李斌：應該説，著力提高人口素質，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已成為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提高核心競爭力、確保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必須下大力氣提高人口素質，提高受教育年限，大力發展高中和職業教育，培養出適應産業結構變化的勞動力隊伍，提升人口質量紅利，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這一任務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可能尤為重要和緊迫。

　　我們都知道，製造業是物質財富積累的基礎，是新興國家走向強盛的必由之路。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史，製造業的興衰決定大國的興衰，沒有強大的製造業就不可能有經濟強國。中國目前就處於要從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轉變的時間窗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託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充分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逐步發展成為世界製造業巨頭。1980年到2009年，我國製造業增加值由不足800億美元快速增加到16912億美元，佔世界製造業的比重也由3.4%提高到18.6%，先後超越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日本。

　　國際研究機構HIS環球透視日前發佈的一項相關研究指出，2010年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19.8%，高於美國19.4%的水平，趕上了在全球最大商品生産國的寶座上盤踞110年之久的美國。我國作為發展中的人口大國，要完成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離不開製造業強國支撐。據統計，我國傳統製造業所依賴的20~4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2010年達到5.55億峰值後逐步下降，2020年降至5億左右；2018年，印度該年齡段勞動力規模開始超過我國。這些人口特徵變化，決定多年來形成的低勞動力成本、高要素投入製造業競爭模式難以為繼。

　　同時，我國製造業大多處於價值鏈的低端，産業附加值低，在大國經濟體紛紛實施“回歸實體經濟戰略”的大潮中，迫切需要向産業鏈高端轉移、向“中國創造”轉型。必須緊緊抓住未來人口趨勢變動的戰略機遇期，充分挖掘勞動力、內需市場和産業配套等綜合優勢，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培育企業創新能力，引導産業梯度轉移，提高製造業競爭力，促進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轉變。

　　加速人口城鎮化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人口結構的變化不僅體現在年齡分佈上，也體現在區域分佈上。區域人口分佈不平衡、城鄉人口分佈不平衡的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流動人口的生存與發展，成為保證區域經濟發展活力以及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多年來，中國的城鎮化呈現出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大量的農業用地不斷被徵為城市建設用地，與此伴隨的是大規模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而另一方面，是城鄉二元化之間的相對差距在部分地區逐漸擴大，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工作與生活的同時，並沒能獲得真正的市民身份與市民待遇。“在十幾億人口大國推進城鎮化，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可循。”李斌表示。

　　在城鎮化進程將加速發展、中國宏觀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靠內需市場的未來多年，政策當局目前急需破解的難題是，如何充分挖掘出人口城鎮化蘊含的巨大內需潛力。

　　《財經國家週刊》：當前，中國人口流動和區域分佈呈現哪些明顯的特徵？未來將如何發展？

　　李斌：近年來，我國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經濟佈局與人口分佈均衡性、區域間公共服務差距等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內外投資和産業轉移的推動下，經濟佈局向沿海地區積聚。目前，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經濟圈佔全國經濟總量的43%，人口占21%左右。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等體制因素，勞動力人口與贍養人口空間分離，區域間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差距加大。人口合理分佈，是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環節。

　　我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和遷移，2010年流動人口約2.2億人，未來將超過3億人。必須高度關注並深入研究人口流動與遷移問題，把引導人口有序流動和合理分佈作為統籌區域發展的重大戰略。

　　《財經國家週刊》：針對人口流動與遷移問題，人口計生委在這方面有哪些應對的措施？

　　李斌：針對這個問題，國家批准人口計生委專門設立了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我們的職責，第一就是掌握流動人口狀況，第二是提供流動人口的均等化服務。

　　由於在基層有比較廣泛的網絡，我們現在已經建設了一個全國流動人口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在獲取流動人口動態信息的作用上，是不可替代的。

　　例如，汶川地震、玉樹泥石流等重大災害發生後，我們可以通過這個數據庫，了解這一地區有多少實有人口，多少外出打工人口、多少留守人口等基礎信息。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們掌握的這些流動人口動態的生存發展狀況，則可以為國家各部門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依據與基礎。

　　在流動人口的均等化服務上，我們按照屬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務的要求，提供包括生殖健康、優生優育、計劃生育的服務與管理，也包括對流動人口增長情況的管理。

　　《財經國家週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為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動力。從供給層面看，大量勞動力遷出農村，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力保障；從需求層面看，城鎮化帶來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民在市民化過程中大幅提升的消費。

　　但是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部分地區城鄉差距反而加劇，農民難以獲得真正的市民身份，同時也存在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您認為，近幾年中國的城鎮化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如何才能進一步發揮城鎮化拉動內需的作用？

　　李斌：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城鎮化蘊含著巨大的內需空間，我國作為人口大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最雄厚的內需潛力也在城鎮化。當前，我國人口城鎮化發展現狀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國內需求的有效擴大。與工業化水平相比，人口城鎮化水平明顯滯後，2010年我國城鎮化率49.7%，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也低於約旦、烏克蘭等人均收入水平與我國相當的國家。

　　與土地城鎮化相比，人口城鎮化速度慢了約一倍，2000~201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擴張50%，但同期城鎮人口僅增長26%，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2萬人/平方公里下降到現在的不到1萬人/平方公里。同時，跨區域、城鄉流動人口難以享受市民待遇，不利於城市經濟聚集效應的發揮和新的市場需求形成。未來20年，我國城鎮化仍將以較快的速度推進，2015年、2020年城鎮化率將分別達到53.8%、57.9%左右，城鎮人口依次突破7億、8億關口。

　　要保證城鎮化對擴大中國內需、促進經濟長期發展的作用，必須要積極穩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逐步解決符合條件農民工的城鎮落戶問題，對暫不具備落戶條件的農民工，也要著力改善公共服務和提供權益保護；要有序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加快流動人口的市民化進程。

　　《財經國家週刊》：推進主體功能區規劃，是“十二五”期間中國區域規劃與發展的重要一步。該規劃的順利推進，需要包括人口政策在內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保障。針對該規劃，人口政策將採取哪些配套措施？

　　李斌：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要求，我們將優化開發和重點開發區域，制定和實施積極的人口遷入政策，鼓勵外來人口遷入和定居；在特大城市中心城區合理控制人口規模，探索通過産業轉移帶動人口向周邊地區分流的機制。

　　在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區域，我們將制定和實施積極的人口退出政策，建立利益補償機制，引導人口有序遷移。將人口流動現象作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依據，解決好流動人口就業、就醫、定居、社會保障及子女受教育問題。

　　搭建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系統

　　“經濟”是李斌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多次提及的關鍵詞。這不僅源於她出身經濟學博士的專業角色，更是取決於人口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發揮出越來越重要和基礎性的作用。

　　李斌認為，在以人為本的概念日益深入的今天，人應該成為經濟分析的“新起點”。在對中國人口未來形勢的認識上，在如何審視人口與經濟社會、宏觀調控千絲萬縷的關繫上，李斌的視角與判斷，有著深刻的經濟學烙印。

　　《財經國家週刊》：您在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這一身份之外還有一個角色——經濟學博士。您2007年下半年開始在人口計生委擔任工作，看上去似乎離經濟學專業的路線越來越遠。您在工作中是一個什麼感受？

　　李斌：這就涉及到一個對人口計生工作內涵如何體會的問題了。過去人們一提“計生委”，好像就是管老百姓計劃生育工作的。事實上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口計生委的工作，有了更深入和更廣泛的內涵，在我們的名稱中，“人口”二字不可忽略。

　　在人口計生委工作四年以來，我深深感到，越是從經濟的角度認識人口問題，越能發現人口這個系統自我循環的規律，它展現為數量、素質、結構和空間分佈的宏觀系統。可以説，人口與經濟越來越密切地聯絡在一起。人口天然具有經濟性，人口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始終處於基礎地位，是影響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關鍵因素。

　　因此，只有從經濟的視角去看待人口問題，而不是只就人口看人口，才能認清中國經濟社會未來長遠發展需要怎樣的人口戰略與政策。

　　未來中國人口狀況對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過去，我們所熟悉的經濟理論分析，往往把“物”即商品作為邏輯起點，但實際上，家庭收入增長、家庭消費支出、居民儲蓄、勞動力就業、社會保障、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人力資本投入、住宅開發量及價格等，與人口息息相關的指標，早已成為影響市場運行和政府重大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

　　所以，應該説我現在的工作不是離經濟越來越遠了，而是越來越近了，越來越融為一體了。

　　《財經國家週刊》：從一名專業人士的角度，您認為，新的人口形勢將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産生哪些影響？

　　李斌：人是生産力之中最能動、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集中體現發展方式的生産方式、消費方式和分配方式都要與人口大國這一基本國情相適應。

　　如何調動與人有關的因素，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具體來説，可以從生産、消費、分配這幾個環節來理解。

　　在生産方式上，應實現雙資源優化組合。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節約利用物質資源，形成在科技創新基礎上的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並重的産業結構。

　　在消費方式上，要倡導適度儲蓄、適度消費，建設節約型社會。低儲蓄、高消費和高儲蓄、低消費兩種方式都不可取。應當使儲蓄與消費保持合理比例關係，充分發揮內需優勢，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在分配方式上，無論在初次分配還是在再分配過程中，都要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在我們這樣擁有十幾億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發展不平衡的發展構架中，再分配只能做到低水平、廣覆蓋。如果初次分配不能統籌效率和公平，就會不斷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加劇城鄉、區域、行業等不平衡問題。

　　《財經國家週刊》：從經濟的視角看待人口問題，書寫人口戰略的經濟賬本，這應該説是新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形勢下，中國人口發展戰略必須要達到的高度。與過去主要作計劃生育這項具體的工作相比，未來人口計生委面對的工作更系統、也更宏觀、更具長遠性。目前，人口計生委在統籌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有什麼規劃？

　　李斌：我們正在建設一個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系統，也就是一個以人作為出發點的宏觀決策系統。

　　人作為經濟活動的基礎，自出生之日起就在衣食住行、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各方面，對社會産生需求。人口的變化，將對宏觀經濟、各個産業、土地能源等各種自然資源産生系統性的影響。

　　這個系統建成後，我們很多宏觀政策將有更加科學的依據來決策，例如建設高速鐵路的規模應有多大。這一問題實際上與人口流動性密切相關，涉及到流動人口平均里程、流動人口收入水平、流動人口出行在短途、中途、長途旅程之間如何分佈等基礎數據與指標。這體現了人口總量、人口結構與人的行為的變化，同宏觀政策之間密切的互動關係；將人—這個微觀個體與宏觀決策聯絡起來，從而提高我們國家各部門研究和制定政策的科學性、針對性和前瞻性。

　　(本刊記者馬若斌對本文亦有貢獻)

　　李斌簡歷

　　1954年10月出生於遼寧，中共黨員，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國家人口計生委黨組書記、主任，1982年吉林大學經濟係本科畢業，2004年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經濟學博士，研究員。歷任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長。2008年3月被任命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