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國家週刊》：G20財長會議前後的中國牌

　　若想讓經貿、金融格局紛繁交錯的世界真正迎來曙光，各國需要在落實金融監管、強化財政整頓、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培育經濟新增長點、促進貿易自由化等領域精誠合作

　　文/駐華盛頓記者 蔣旭峰

　　對於如何用智慧和誠意來妥善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糾紛，美國在長期觀念構建方面需要深省

　　相比于10月初未能在匯率等焦點問題上達成實質性突破的IMF和世行秋季年會，在若干“引爆點”上增進了共識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慶州會議，給入秋的北半球增添了幾絲暖意，對即將召開的G20首爾峰會也有重要的先導意義。

　　不過，在慶州會議後，身處華府的《財經國家週刊》記者從美國媒體的反應及與當地專家的溝通中體會到，若想讓經貿、金融格局紛繁交錯的世界真正迎來曙光，各國需要在落實金融監管、強化財政整頓、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培育經濟新增長點、促進貿易自由化等領域精誠合作，而美國等國家棄單邊思維、增共贏意識對於推進國際經貿、金融格局的良性改革也尤顯關鍵。

　　“再平衡”之策藥不對症

　　繼近一兩個月來在匯率等問題上屢屢製造緊張氣氛後，美國在慶州會議上以世界經濟“再平衡”為説辭，力圖在經常項目平衡上協調各國立場，其焦點又匯聚到讓貿易順差大國和新興市場在匯率問題上讓步。不過，美國財長蓋特納的部分表態則遭致美國一些知名媒體和經濟學家的批評。

　　慶州會議僅隔一天，10月25日的《華爾街日報》就刊登了一篇火藥味嗆人的社論，槍口對準的是蓋財長。該文指出，蓋特納在慶州會議期間把注意力放在世界經濟“再平衡”上可謂是“藥不對路”，美國當局採取的弱勢美元和強調要貿易順差國降低順差的所謂“再平衡”政策無益於全球增長，也不會贏得其他國家的政策合作。

　　《財經國家週刊》記者做了一番統計，蓋特納在慶州會議結束後的新聞發佈會上964個英文單詞的發言中，竟然用了9個“平衡”和“不平衡”的字眼。儘管如此，德國經濟部長呂德勒在慶州會議上還是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的超寬鬆貨幣政策實際上是在間接操縱匯率。

　　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科克倫10月26日在《華爾街日報》刊文批評美國“空降”的“再平衡”強權邏輯。“從什麼時候開始，逆差這種外部不平衡開始需要調整了呢？美國19世紀對外融資修建鐵路，歐洲二戰後重建向美國借錢，這些難道也算‘不平衡’嗎？”

　　《華爾街日報》25日的“檄文”直言：“全球經濟的真正問題在於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並沒有對當前的全球經濟復蘇做出多大貢獻。美國財長蓋特納在本次財長會議上提出的要求貿易順差國降低經常項目順差的做法對於全球經濟來説是本末倒置。真正的解決方案是推動美國國內的增長，以便創造更多就業和吸引更多投資。”

　　“美國官員應當明白，過分關注貿易逆差和順差問題將會適得其反；蓋特納不願承認這樣的事實是不願批評美國政府失當的經濟政策，因此他寧可去責備快速增長的中國、韓國、德國等其他國家；但是，使美元貶值，以便從其他國家‘偷走’出口，並不會贏得更多的政策合作。”該文説。

　　忠言逆耳利於行。哥倫比亞大學全球中心東亞區主任肖耿説，美國民眾早晚有一天會明白，美國企業家要比美國政客的判斷更準確、也更聰明。

　　肖耿認為，中國經濟和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已經形成了近代以來最顯著的落差，自金融危機以來，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面對的是通貨緊縮的經濟環境，失業率較高，經濟增長疲軟甚至下滑。相比較而言，中國經濟一直以數倍于全球經濟增長的水平向前發展，失業率不高，物價水平處在上升通道。

　　“這種反差會使外部壓力成為中國經濟必須面對的一種常態，並突出表現在貿易和金融領域，主要是因為西方發達經濟體受其政治制度的限制，任期短、選舉頻繁、常常會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回應選民的短期利益訴求，從而對主要貿易夥伴國，特別對中國，提出‘缺乏合理性’的要求。”肖耿説。

　　匯率交鋒考驗博弈智慧

　　無論是在波多馬克河畔的IMF和世行秋季年會，還是在韓國千年古城召開的慶州會議上，各國財經要員在進行會晤磋商時，都離不開“匯率”這個惹眼而棘手的議題。

　　如果留意的話，你會發現蓋特納在慶州會議結束的新聞發佈會上公開發言時並未指責中國，而是在發言中兩次用看似褒獎的口氣提及中國——“世界的均衡發展需要傳統上有大量順差的國家減少出口依存度，轉向更強勁的國內需求拉動；這需要相應的政策調整，就像中國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舉措那樣”；“那些匯率大幅低估的國家承諾將向市場導向型、反映經濟基本面的匯率政策靠攏，就像中國現在所做的那樣。”

　　這兩個提法是否有“拔高”中國並試圖強加責任的潛臺詞還值得細究。畢竟，就在一個多月前的9月16日，在美國國會就所謂《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舉行的聽證會上，蓋特納厲聲稱人民幣升值的速度不夠快；在10月上旬召開的IMF和世行秋季年會期間，蓋財長在華府的“夜宴”上，曾讓日本、加拿大、法國等傳統盟友“合圍”人民幣匯率。蓋財長褒獎中國是在暗示下半年延期發佈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中不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還是又一“詐胡”或“捧殺”手法？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告訴記者，美國應當把注意力放在發展本國經濟上，只有美國經濟增長加快和世界經濟進一步回暖後，一些國家才有提高幣值彈性的更大空間，否則它們也無法保護本國的産業發展和民眾利益。

　　對於慶州會議上匯率這個討論的焦點問題，韓國財長尹增鉉認為，如果各國爭相讓本幣貶值，暫時會提高出口的競爭力，但同時也會導致貿易對象國的經濟萎縮，貿易保護措施增加，從而使全球貿易規模萎縮，世界經濟增長趨緩，最終導致兩敗俱傷。

　　慶州會議的《聯合公報》指出，發達國家需警惕匯率過度、無序波動，從而幫助新興經濟體更好地防範熱錢流入問題。但在世界經濟現實的經緯格局中，由於美元在全球的特殊地位，美國央行的國內貨幣政策效果勢必會“走出國門”。在相當程度上，國際匯率波動和熱錢問題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是緊密相關的。如果按市場人士預計的那樣，美聯儲近期再度開閘放水，那麼勢必會殃及池魚。

　　然而，美聯儲的高官則對“池魚”的憂患置若罔聞。美聯儲重量級成員、紐約聯儲主席威廉杜德利10月25日在康乃爾大學演講時説，美元並非美國央行要關注的目標，如果美聯儲管好創造充分就業和保持價格穩定兩項任務的話，“美元自己就會管好自己的。”

　　由於美元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再加上美國國內超低利率和儲蓄率攀高共同作用形成的“流動性陷阱”，美國中小企業投資依舊謹慎，美聯儲“直升機”拋灑出的流動性出於資本逐利性的需求，“肯定管不好自己”，新一輪定量寬鬆政策有意無意地會起到促使美元貶值拉動美國出口、大量套利美元流向新興市場和稀釋美國債務的效果。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當前匯率爭端的亂局，給國際金融市場帶來了不穩定因素，並有可能催生海外新的資産泡沫。”斯蒂格利茨説。

　　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當前最需要的是新一輪的經濟刺激方案，從而拉動國內投資和消費，而非增加新的流動性，否則新增的流動性也不會有效地迅速進入實體經濟變為資産，而會流入海外催生新的資産泡沫。

　　還有觀察人士表示，美國等國家有可能會運用IMF改革等籌碼，使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匯率改革等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其中的縱橫博弈也考驗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智慧。

　　貿易保護主義背後的“飯碗之爭”

　　除了“平衡”、“匯率”等高頻詞之外，蓋特納在慶州會議結束後的新聞發佈會上發言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強調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他在發言中兩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反對只顧本國利益的貿易保護主義。然而，近幾個月來美國對華劍拔弩張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派，讓人不禁會掂量一下這種“信誓”是否“旦旦”。

　　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僅2010年10月的前半個月中，美國對華貿易救濟和相關案件就多達24起，其中12日至15日4天內就多達9起，包括七項以知識産權訴訟為核心的337調查和一項以單方面行動為特徵的301調查，顯示出對華貿易糾紛正朝著新能源等新興産業和高附加值領域延伸。

　　在美國財政部推遲公佈半年期《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的1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受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請求，將對中國清潔能源行業是否違反世貿組織規則展開301調查。

　　國際金融協會總裁查爾斯達雷華一語道破，不論是貿易戰、匯率戰還是貨幣戰，歸根結底還是“飯碗之爭”；美國一些政客言行不一的做法正是以短視、狹隘的本國利益出發的典型例子。

　　美國一方面在超寬鬆貨幣政策下有意無意貶值本幣謀取出口優勢，另一方面則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施加升值壓力以減少貿易順差。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書《自由落體：美國、自由市場和下滑的世界經濟》中警告説，當經濟形勢不景氣的時候，一些國家往往只從自身利益考慮，但是當前，全球通過協調步調來共同制定復蘇戰略顯得尤為關鍵。

　　入秋的華盛頓小雨時常有之，但是滂沱大雨只有兩次。一次是在9月30日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所謂《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後的那夜，另一次就是在10月26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終裁認為從中國和墨西哥進口的無縫精煉銅管對美國産業造成了“實質性損害”的那夜。老天似乎在這兩夜睡得都不踏實。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在無縫精煉銅管一案的終裁也頗有些戲劇性。原定於11月8日做出的終裁提前了兩周，選擇了在10月底公佈，觀察人士認為這“一前一後”其實大有不同，因為一個是在11月2日中期選舉之前，一個是在中期選舉後，美國政客和利益團體怎會在大選前浪費這顆寶貴的“子彈”呢？這也是中期選舉前政客打“中國牌”的又一例證。

　　中國需要冷靜

　　對於如何用智慧和誠意來妥善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糾紛，美國在長期觀念構建方面需要深省。

　　科克倫10月26日的文章可以給美國政府提供一些啟示。他指出，作為美國的第一大債主，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因為美元的貶值在縮水，美國政府至少要給中國以鮮花和巧克力，或是寫上一張感謝卡。

　　科克倫説，蓋財長竟然還認為中國政府傷害了美國利益，他的觀念中是有一種凱恩斯主義和重商主義的奇怪綜合物在起作用。“這種觀念認為，美國的消費者寅吃卯糧地支撐著世界經濟，別的國家理所應當就應高高興興地把自己的勞動成果來換美國開出的支票。”

　　曾擔任美國負責國際事務的前助理財政部長的達雷華説，世界對中國採取果斷、有效的經濟刺激方案都欠著一份大人情，“若非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近一年半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世界經濟目前的情形還要更加糟糕。”

　　科克倫引述德國經濟部長呂德勒的話批評蓋特納的這種觀念是要“讓全球經濟按著美國設定的規劃走”，然而規劃設定者必須要清楚自己到底要幹什麼。

　　儘管別國的一些政客一會將中國捧上天，一會給中國輪番“大棒”，背後不變的都是出於其國內利益團體的考量。從近期美國對華貿易救濟案高發、匯率改革壓力增大、美國經濟復蘇難度不小等跡象來看，美國一些政客有可能還會施展説一套、做一套之能事；此外，慶州會議上的一個共識是各國應逐漸向市場導向型、反映經濟基本面的匯率政策靠攏。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和貿易順差大國而言，這一趨勢將使得中國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壓力逐漸增大。

　　不過，這也讓中國在致力於發展好自己的經濟、過好自己的日子、聽到別國越來越多奉承話或是惡語相向的同時，不得不多幾分清醒，另外也使中國去思考成為世界經濟重要“一極”之後，該如何更好地在國際格局中做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