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國家週刊：改革頂層設計應著眼于四個層面

　　“要加強改革頂層設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這是十七屆五中全會、十二五規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以貫之的引入注目的新表述

　　文/本刊評論員

　　2011年，建黨90週年，也適逢辛亥革命100週年。

　　自中國共産黨建黨算起，大體上，第一個30年，完成了建國大業；第二個30年，建設了一個新中國；第三個30年，讓中國重新融入世界，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那麼第四個30年呢？在時間年輪上，將接近新中國成立100週年。那時，將是一個怎樣的美好中國？

　　2011年，是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的開局之年。中國共産黨醞釀以“加強改革頂層設計”的方式，為第四個30年鋪路。

　　頂層設計，這個工程專業領域的專有名詞，如今已成為中國各級政府設計改革的時髦詞語，這或將引領改革設計的一次方法論革新。

　　自1979年以降，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成為改革的方法論。斯時斯地，這是消解計劃經濟遺産的策略性手段。

　　通俗地説，第三個30年的改革設計，基本沿著這樣的路徑展開：自下而上先易後難、先經濟後社會領域；進程上先點後面；在利益分享結構上先增量後帶動存量。但這條應付頑強的計劃體制遺産所選擇的改革路徑，如今不再完全走得通了。

　　早在80年代後期，改革的智囊們發現這種自發的路徑的局限性，提出綜合配套的整體設計思路作為補充。直到剛剛過去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時期，這一設計思路方被大舉使用。但時代的命題已銜枚急進，以針對一個改革主題推進的綜合配套改革設計思路在面對如今多元利益格局時，已難以應付。

　　如收入分配改革進入深水區，不僅涉及到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企業與個人之間的利益關係，背後更有複雜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改革此役，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也是中央舉棋長思的深層原因。

　　政策需要考量多元利益，改革的設計也是如此。由於容易改革的領域不斷減少，需要由上向下推進的改革領域越來越多，這些改革基本都涉及上層建築和全國整體改革，謀局部而必須動全局。

　　將深化改革冠以“頂層設計”，標誌著中央決策層對改革走向全面深化與協調配套的系統性的決心與勇氣。30多年來，經濟改革一路絕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眼下盤根錯節的社會矛盾，特別是民怨極大的腐敗問題、社會公平正義與收入差距問題，都必須依靠更廣闊領域的、全面配套的社會改革來消彌，甚至這一領域的改革或將成為改革的主體性工程，使國民的共同富裕成為現實目標。

　　由於改革的頂層設計是從系統和全局的高度，對改革對象的結構、功能、層次、標準進行了統籌考慮和明確界定，因此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配置權利的分配發生配置異化時，系統會及時和準確反饋，並做出控制和調整。

　　在開啟第四個30年之際，循著建設現代化中國的軌跡，改革需要的頂層設計應著眼于四個層面：

　　就執政黨和國家層面來説，如經濟與政治的關係，中央與地方權利體系的優化配置，將為中國和平發展創造制度條件。

　　就現代化的層面來説，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社會管理的創新，將為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為國強民富創造制度環境。

　　就現代性的觀念層面而言，核心價值觀如何在國家的核心價值觀頂層設計中加以重建。

　　就底層轉型層面來説，城鎮化與農民及土地的關係，則關係8億農民的生活方式轉型，這是中國國家治理中最具挑戰性的一項，也是100年來，國家現代化的出發點和歸依。

　　生活方式的轉型已經在小心翼翼地進行。如成都戶籍改革，其目標是城鄉之間“自由遷徙”，其焦點是農民進城後，農民在農村的宅基地、土地承包經營權等四大“確權”獲准保留。

　　尊重和保護農民在農村的“確權”作為農民進城成為戶改的“題中之義”，成都勇敢地跨出了一步。但像土地、農民這樣高度敏感的改革議程，若有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再選擇部分地區試點，則改革的推進或將更加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