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國企壟斷已成為當前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其嚴重性和緊迫性甚至超過了融資難

　　(記者　沈錫權　屈淩燕　任會斌　王攀　項開來 杭州　福州　廣州　呼和浩特報道)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浙江、福建、廣東、內蒙古等省、自治區調查時發現，在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國內實體經濟領域出現國富民窮、國進民退、國強民弱現象，並有加劇之勢，不同所有制企業的“苦樂不均”狀況發人深思，令人擔憂。相關人士認為，國企壟斷問題已經成為當前阻礙民營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進程的最大障礙，其嚴重性和緊迫性甚至超過了融資難等其它問題。

　　國企“資源溢出”加劇民企“市場擠出”

　　目前在交通、電信、能源、金融等行業，存在比較嚴重的國企壟斷問題，民營資本介入很少。2009年以來，在以上這些投資領域中，“國進民退”的現象均比較突出。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省區調查中發現，由於目前國有企業在政策、信貸、投資來源、項目審批、企業規模、政治影響力等方面享有無法比擬的優勢，呈現“資源溢出效應”，經營領域也拓展得很寬，而民營經濟主要靠自身力量贏得發展機會，即便沒有正面的打壓，當前在發展上也面臨更大的壓力，甚至在部分領域遭遇“市場擠出效應”。

　　2009年7月6日，中糧集團聯合厚樸投資管理公司斥資61.16億港元，收購了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3%的股權，隨之成為蒙牛集團最大的股東。收購股權之初，中糧集團只在蒙牛集團董事會中佔3個非執行董事名額，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任蒙牛集團董事會副主席，並承諾不參與蒙牛集團具體的日常經營管理、不改變現有經營團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不改變目前發展戰略方向。

　　但是2011年6月11日，寧高寧接替牛根生，擔任蒙牛集團的董事會主席，成為這一乳製品龍頭企業的掌門人。業內人士分析認為，除了著眼于企業的長遠生存和發展外，在出讓股權之前蒙牛集團已經有與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合作的形勢需要。因為在國內排在前列的伊利、光明、三元等大型乳製品企業中，當時除了蒙牛集團外，其他都有國資背景。隨著中糧集團的介入，國內幾大乳品龍頭中已經沒有了純粹的民營企業。

　　對於實業經濟領域的“國進民退”問題，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研究室主任周冠鑫列舉了該省一些事實予以説明：在石油分銷領域，以前浙江一些民營的小加油站、小分銷企業數量比較多，現在多數已被收購，或者因為提高門檻等因素退出了；在煤炭等礦産資源領域，以山西煤炭整合為例，大批民資被迫退出了；在鋼鐵領域，本世紀初期出現過民企大規模進入，現在幾乎都折返；在商品房市場領域，原本是民資的天下，由於利潤較高，國企開始大規模“攻城略地”，並因此出現很多“地王”，推高了房價。

　　廣東省工商聯黨組書記楊浩明説，國企壟斷問題已經成為當前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其嚴重性和緊迫性超過了常説的融資難問題。他説，在交通行業，民資和外資已經加盟高速公路建設了，但鐵路還是一家獨大；在通信行業，有電信、移動、聯通3家企業，但這3家企業都是國有的；在能源行業，電廠、水電站有外資和民資參與，但供電系統只有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金融領域對外資開放了，但對民營資本的開放非常有限。2009年以來，在以上這些投資領域中，“國進民退”的現象均比較突出。

　　民企“投靠”求生存 國企“盤剝”發橫財

　　“過去讓民間幹是因為國有資本沒有錢，現在國有資本雄厚，肥肉都自己吃了，留給你民間的自然少了。現在只要是國企想進入的領域，民企明智的選擇是‘賣身’給國企，否則單打獨鬥很難活下去。”名流公司負責人説。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福建一直是民營經濟比重較大的省份，但《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兩地採訪投資問題時，聽到地方幹部談論最多的卻是如何與央企對接。在區域經濟競爭的壓力下，一些地方把引進央企作為快速做大經濟總量的捷徑。

　　正是得力於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泉州市的經濟總量十多年來一直穩居福建首位。上世紀90年代初，泉州市曾因“一夜之間賣掉37家國有企業”，在全國引發關注。有當地幹部提及此事説，“此一時彼一時，現在市領導説，泉州招商引資的重點要從外資、民資轉到央企。”泉州市經濟部門一位人士説，福建過去投資主體主要是民企，導致産業結構偏輕，經濟總量不大。現在引進央企，主要是調整結構的需要，央企在做大經濟總量上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一些民間投資者已經感受到來自國企、央企的壓力。在福建，國藥集團已決定在廈門建立區域總部，國藥集團有可能最終控制福建的藥品銷售終端市場。東南醫藥物流有限公司是福建省藥品流通領域最大的民營企業，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目前擁有藥品生産、物流、零售終端等全産業鏈，集團年銷售額已達到10多億元。面對國藥集團的收購“利誘”，猶豫再三，最終還是接受“收編”。東南醫藥物流有限公司將其藥品終端零售網絡51%的股權賣給了國藥集團，國藥集團由此取得了控股權。

　　1994年，泉州15家民營企業合股成立名流公司，採用BO T方式投資2.5億元修建刺桐大橋，成為國內首例民營BO T基礎設施項目。此後，名流公司董事長陳慶元又多次申請以BO T方式進入基礎設施領域，但都沒有成功。

　　記者調查發現，“國企資源溢出、民企市場擠出”現象不僅在實業經濟領域加劇，甚至還出現一些國企利用強大的融資能力、以高於銀行利率幾倍的資金價格放貸給民企，國企“盤剝”民企成為“食利者”。在浙江一些地方，國企從銀行貸款出來，轉貸款給民企、房地産企業，利息年收益率為17%至20%，是銀行利率的3倍左右。其慣用的手法是：以股權投資進入，控制財務，以固定回報率全資退出。一般協議兩年，每年獲得17%至20%收益，但是不參與經營，只拿固定回報。

　　“國企利用低息貸款‘輸血’民企、房地産業獲利，這個現象非常嚴重。現在的一些國企、央企，可以不勞而獲，只要借助融資能力盤剝民營企業，就可以發財。民企多數都是死在資本上。”浙商投資促進會副會長蔡驊説，“如保億集團、金城房産等，在浙江省，屬於二級資質以上的民營房地産企業至少有一半以上向國企、央企借貸。”

　　壟斷趨強化 民資執行新政遭“擠壓”

　　一些政府部門積極主動支持國有投資，而有意無意地限制民資。從行業來看，鐵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業等重要領域民資進入沒有進展，相反，來自舊有部門的壟斷卻有強化趨勢。

　　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認為，“新36條”措施是好的，但是“雷聲大雨點小”，實施一年多來，效果令人失望。一些中央部門沒有任何動靜，有些部門政策甚至與新36條相矛盾。相關配套措施不完善，文件落不了地。如國資委要求非以房産為主營業務的國企剝離房地産業務，但這些部門和國有企業響應態度不積極；再如包括石油、電力等進入都沒有具體政策，民企“看得見進不去”。

　　新36條出臺之初曾被寄予期待，中央政府態度明確積極，國務院多次出臺文件，明確規定“鼓勵民資通過兼併重組進入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領域”。但具體執行的政府部門和主要壟斷行業態度消極。一年來，只有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不多的省份制定了實施細則，一些政府部門積極主動支持國有投資，而有意無意地限制民資。

　　廈門市組建了十大國企集團，業務涉及外貿、房地産、港口、物流、輕工、商業、路橋建設等多個領域。廈商集團業務範圍甚至包括社區小超市和風味小吃生産；輕工集團則包括節能照明、罐頭食品、電池等。“國企什麼都做了，民間資本還能有多少空間？舊36條、新36條都説要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領域，像廈門市有路橋公司，架橋修路還可能有我們的份嗎？”廈門泉州商會的一位人士説。

　　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説，國企“擠壓”民企手段是多方面的，例如提高行業準入條件、行業集中度、淘汰落後産能以及整頓行業秩序等，諸多標準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標桿，客觀上排斥民間投資，排擠民營企業。而其理由，可以冠冕堂皇甚至上綱上線無可辯駁。

　　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説，國家經濟資源配置實際上已經完成，如何讓民企進入由壟斷國企把持的“新領域”？因此兩個36條，出發點都很好，但效果不好，關鍵就是既得利益方不會退出。“就像一個已經滿員的房間，如何再進入新成員？”

　　專家：社會公正和市場公平雙重缺失“絞殺”民企

　　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認為，任由國企壟斷經營、傲慢地佔取國家資源的發展方式是不公平的、不科學的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發展。立足社會公正來解決市場公平問題，已是當務之急。

　　國企功能定位應明確

　　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説，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國企改革，由於我們一直強調“國企營利能力和保值”，因此國企參與一些營利性領域也順理成章。

　　“但‘國進民退’最終引申出一個問題，就是‘國企的邊界’在哪？國有企業改革兩大任務：國有企業保值增值和進一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現在看來，第一個任務完成不錯，但是第二個任務幾乎沒有落實。國資委成立後，我們國企改革的動力在哪？是否應該考慮退出競爭性領域，並‘讓利於民’？”周冠鑫説。

　　內蒙古大學教授梁榮説，國家應明確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使其專注于自己的領域，為國家和人民的大局做到“守土有責”。然而目前，許多國有企業卻在“耕別人的地荒自己的田”，比如近年來有七八十家央企介入了與房地産相關的業務領域，為了追逐利潤而忽視自身責任。

　　壟斷資源參與競爭破壞市場法則

　　周冠鑫説：“國進民退産生的最大惡果就是民營經濟發展信心受到打擊，市場經濟規則受到破壞。國企強勢擴張，讓民企信心喪失。大批民企抽走資金，縮減規模，不再專心於技術創新和品牌創新。”

　　“我們為何反對國有資本進入市場競爭領域？不是反對國有資本營利，而是因為國企做事和民企做事的市場法則是不對等的。國有企業借壟斷資源進入市場競爭領域，其實是破壞市場經濟法則。”周冠鑫説。

　　相對於“財大氣粗”的國有企業，不少民營企業負責人認為自己“弱小無助”。佛山順德區是珠三角地區民營企業扎堆、家電、電子等製造産業集中的地區。在當地經營18年的本邦國際照明項目部副總經理何維説，2011年以來，面對困難的經營形勢，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型加工製造企業都急於轉型，但大部分企業都是在本行業上下游圈圈內打轉，跳出行業進入壟斷行業的很少；另一方面，由於壟斷企業和國有企業具有經營優勢，在資金、人才等領域對民營企業形成了另一種層面上的“壓抑”。

　　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説，較長一段時間以來，批評企業熱衷於賺快錢，企業家精神流失，憂心實體産業空心化和資産泡沫化的聲音很響亮。確實，這是在很多地方，特別是經濟先發地區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很多企業“不爭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某些政府部門“不像話”。

　　社會公正與市場公平仍不充分

　　“民企經過金融危機認識到，只能向國有企業去借貸，找依靠。國進也不是産業進，是獲得國家資源方面的‘進’。民營企業遇到困難，甚至出現倒閉潮，不是由宏觀環境緊縮造成的，而是由於獲得經濟資源的困難越來越大。”鄭宇民説。

　　他説，金融危機後，有人認為我們現有的體制是有優勢的，但是現在看來，是社會公正不充分、市場公平不充分兩個問題同時存在，才是導致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趨緊的主要原因。國內社會公正和市場公平缺失，導致對民營企業的“雙向絞殺”，“而調節社會不公正和市場無序現象，國家是有這樣的責任和能力。所以，國家的轉型升級、政府的轉型升級，比企業的轉型升級，更為迫切。”

　　內蒙古大學教授梁榮等人認為，關鍵是政府要從産業政策、法律法制等市場規則制訂和執行上，做到平等、公正，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要平等享受國民待遇。但是目前的情況差距還很大，比如國有企業更容易獲得政府方面的支持，在資源匹配、貸款等各種發展要素的獲得上也更為便利，這些都不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經濟效率的提高。